《19歲》落畫可惜 紀實影片非秋天的童話

著名導演張婉婷以母校英華女學校為拍攝背景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試映多時大獲好評，日前公映卻因片中有女生不滿和控訴而無奈停映，令很多市民無緣欣賞。該紀錄片是本港非常罕見的追蹤製作，可是張婉婷和校方在處理女生的私隱和紀錄片商業公映問題時，看來有欠周詳，只想着為英華籌款，而沒有考慮到一些現實問題，最終落得黯然落畫收場。
上映前宜評估參演者心理壓力

拍攝《給十九歲的我》的意念，是由英華前校長李石玉如提出，並邀請校友張婉婷義務拍攝，透過記錄羅便臣道校舍重建的紀實，借6名千禧世代女生由升中一到進入大學的成長故事，折射舊校舍過渡到深水埗校舍再回到新校舍的蛻變，目的既達致為英華重建校舍籌款目的，又傳揚英華校訓「寸陰是惜」，講述6人遭遇人生逆境時的堅強不屈故事。

這個意念在香港是相當大膽和嶄新，亦別具意義，不但獲張導演義助，亦獲得眾多家長支持。不過，其後校舍重建過程出了超支意外，以致拍攝到剪接過程歷時10年，但這齣追蹤紀錄片製作卻是香港電影界前所未見，雖然花費攝製隊和6名女生的無數時間和心血，但可讓觀眾透過女生成長過程看到香港社會變遷。正是這個緣故，當紀錄片在試映時獲觀眾讚好，並獲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

可是，當影片上周四正式公映時，有參與拍攝的女生突然宣稱拍攝過程中屢次拒拍不果、拍攝中有偷拍成分、自己沒簽過同意書、自己從來不同意作公映，最後校方和張婉婷決定煞停公映。事件出現戲劇性轉變，相信很大程度與張婉婷和校方將問題想得太簡單，認為事件只是為母校出分力，但未有顧及女生們的感受，又欠缺充分溝通所致，甚至可能牽涉到一些法律問題。

首先，女生參與拍攝時年僅12歲，無權簽署拍攝同意書，完全由父母決定。當影片煞科和公映時，她們已是成年人，覺得對事件有自主話事權，且認為攝製隊沒考慮到其個人和家庭私隱，加上影片涉及其未成年時的觀點看法、感受和經歷，令問題變得複雜化。由於女生父母當年簽署同意書，同意英華可按需要以任何方式在香港或海外放映，所有收益將撥捐予重建基金，意味使用紀錄片權益在校方手上，在法律上似乎沒有爭辯空間，但因有個別學生提出指控，校方基於學生利益先行，寧願作出讓步也不訴諸法庭。

此外，張婉婷由開始便明白到這是一齣低成本的紀錄片，而非像過往《秋天的童話》、《歲月神偷》等商業製作，拍攝過程有其他人打點，而她又完全是從導演角度出發，一心想將女生最寫實一面拍進鏡頭內，並沒有從教育界或家長視角考量。若果紀錄片一開始便定位是公映的商業製作，她在處理手法上便有所不同，反而可能避開爭議。
網民杯葛影片或涉政治因素

更重要是校方和張婉婷沒好好評估公映對參與拍攝的女生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因她們只預期在校內播放，沒想過會將自己年少輕狂一面公諸於世，這可能影響現時朋友和同事對其觀感。外國影視公司拍攝真人騷和紀錄片，在播映前會找心理學家為參演者進行心理評估，評估其承受一下子成為輿論焦點所在的壓力，盡量保護其處境不會變差。香港沒先例可循，今次可謂上了寶貴一課。

另外，紀錄片試映口碑甚佳，但在宣布公映後情況便急轉直下，不排除背後涉及政治因素。港府上月底宣布推廣香港新優勢小組，張婉婷榜上有名，希望張出謀籌劃在海外唱好香港，有網民因此將矛頭指向她，發起杯葛《給十九歲的我》，之後負面輿論便排山倒海湧現。

上世紀80年代張導演拍下《秋天的童話》佳作，聲名大噪，但這次電影並非小說，涉及學生的真實成長故事，箇中有些情節賺人熱淚。《給十九歲的我》是本港電影業一次大膽嘗試，市民期望各方最終能解決分歧，讓影片可再公映，而業界亦應吸取教訓，即使拍攝校園紀錄片，也不應活在童話故事，須處理好現實世界中的私隱和學生感受，做好溝通，才能將影片拍好並獲廣大觀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