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throat】美國是外交狐狸 北京是執著於統一大計的刺蝟

網上流傳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章，講述中美外交政策的差別，並預測台灣危機的終局。

尼爾-弗格森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米爾班克家族高級研究員，他曾是哈佛大學、紐約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歷史教授。他是紐約一家諮詢公司Greenmantle LLC的創始人和總經理和彭博的作家。他的文章全文很長，但值得一看：

哲學家以賽亞-柏林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借用了古希臘詩人阿基洛克斯的一個區別：「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知道一件大事」。

「存在著，」柏林寫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一邊是那些把一切都與......一個單一的、普遍的、組織性的原則相聯繫的人--刺蝟，另一邊是那些追求許多目的，往往是不相關的，甚至是矛盾的人--狐狸」。

柏林說的是作家。但在大國政治領域，也可以有同樣的區分。今天，世界上有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中國。前者是一隻狐狸。借用柏林的說法，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分散或發散的，在多個層面上活動」。相比之下，中國是一隻刺蝟：它把一切都與「一個不變的、包羅萬象的、有時自相矛盾的、不完整的、有時狂熱的、統一的內心願景」聯繫在一起。

50年前的7月，美國外交界的大狐狸基辛格飛往北京，執行一項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力量平衡的秘密任務。當時的戰略背景是尼克森政府為使美國盡可能地保持其榮譽和信譽，從越南戰爭中脫身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美國國內的背景，是比我們在過去一年中所看到的任何東西更深刻、更暴力的分歧。1971年3月，威廉-卡利中尉被認定在美萊大屠殺中犯有22起謀殺罪。4月，50萬人通過華盛頓遊行，抗議越南戰爭。6月，紐約時報開始出版五角大樓檔。

基辛格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會面，也許是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作為一隻狐狸，這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有多個目標。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他的老闆尼克森爭取到中國的公開邀請，在第二年訪問北京。

但基辛格也在尋求中國幫助美國退出越南，以及希望利用中蘇分裂的方式，向美國冷戰的主要對手蘇聯施加壓力，以減緩核軍備競賽。基辛格在開場白中列舉了不下六個問題進行討論，其中包括南亞地區洶湧的衝突，最終將導致孟加拉的獨立。

周恩來的反應就像一隻刺蝟。他只有一個問題。台灣問題「如果這個關鍵問題不解決，」他一開始就對基辛格說，「那麼整個美中關係問題就很難解決。」

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這次和後來的會晤記錄是引人注目的，周恩來的主要目標是說服基辛格同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須歸還祖國」，美國必須從台灣省「撤出所有的武裝力量，拆除所有的軍事設施」。（自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取得勝利以來，台灣島一直是國民黨的最後陣地。而自朝鮮戰爭以來，美國一直捍衛著台灣的自治權）。

基辛格眼看著這麼多自己想攞的獎品，就準備做出中國人尋求的關鍵讓步。「我們不主張'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也不主張'一中一台'的解決方案，」他對周恩來說。「作為一名歷史學學生，」基辛格接著說，「人們的預測將不得不是，政治演變很可能朝著周總理......向我表明的方向發展。」此外，「如果結束東南亞[即越南]的戰爭，我們可以在這屆主席任期內解決軍事問題的主要部分。」

周恩來問基辛格對台獨運動的看法，基辛格斷然否定。無論基辛格提出什麼其他問題--越南、朝鮮、蘇聯，周都把話題引回台灣，「這是我們兩個之間唯一的問題」。美國是否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政府，並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基辛格答：是的，在1972年美國大選後。台灣是否會被逐出聯合國，並將其在安全理事會的席位讓給北京？同樣，基辛格也答：是的。

鏡頭向前快速推進半個世紀，到了今天，同一個問題—台灣--仍然是北京的第一要務。歷史的發展並沒有完全按照基辛格預想的方式進行。誠然，尼克森如期訪華，台灣被踢出聯合國，在卡特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廢除了1954年與台灣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但國會中的親台遊說團體卻能在1979年給臺北拋出一條救命稻草，即《台灣關係法》。

該法案規定，美國將認為「任何以非和平手段，包括抵制或禁運方式決定台灣未來的努力，都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是美國嚴重關切的問題。它還承諾美國政府「向台灣提供必要數量的防衛物品和......服務，使台灣能夠保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並「保持美國抵制任何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逼的能力，以免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或經濟制度」。

對於中國這隻刺蝟來說，這種模棱兩可的狀態--美國不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同時又包庇台灣的安全和事實上的自治--仍然是無法容忍的。

然而，自1971年以來，權力的平衡已經發生了轉變--而且比基辛格所能預見的要深刻得多。50年前的中國還是一窮二白：儘管人口眾多，但其經濟總量只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小部分。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按當前美元計算，中國GDP將達到美國GDP的四分之三。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在2017年超過了美國。

在同一時間段內，台灣，也繁榮起來了。它不僅成為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台灣半導體製造公司是世界頂級的晶片製造商。台灣也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證據，證明一個華裔民族可以在民主下茁壯成長。20世紀70年代統治台北的獨裁政權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今天，它是一個自由社會如何利用技術賦予公民權力的光輝典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它對新冠大流行病的反應無論如何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那本影響巨大的書《註定要發生戰爭：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中所論述的那樣，中國的經濟崛起--起初受到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歡迎--最終必然會看起來像對美國的威脅。 自西元前431年以來，在位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衝突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一個特徵，當時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由此在斯巴達引起的警覺」導致了戰爭。唯一令人驚訝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才喚醒了美國人對中國實力增長所帶來的威脅。

特朗普在競選中反對中國，認為這主要是對美國製造業就業的威脅。一旦入主白宮，他在行動方面就慢慢來，但在2018年開始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然而，他無法阻止他喜歡進行的貿易戰，迅速升級為更像「冷戰2.0」的東西--一場既是技術、意識形態又是地緣政治的較量。外交政策的 "大隻佬 "撿起反華的皮球跑了起來。公眾為他們歡呼，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的反華情緒都很高漲。

特朗普本人可能是一隻刺蝟，一心想著：關稅。但在國務卿蓬佩奧的領導下，美國的政策很快就恢復了狐疑的常態。蓬佩奧把所有能想到的問題都拋給了北京，從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對進口半導體的依賴，到香港對民運的打壓，再到新冠病毒的模糊來歷。

不可避免地，台灣被列入美國的行動清單，但增加對台的軍售和外交接觸卻沒有被放在首位。當去年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大班底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主張結束 "戰略模糊"，全心全意承諾美國維護台灣自治時，特朗普普政府卻沒有人說：「好主意！」

然而，當蓬佩奧去年6月在夏威夷會見中共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時，你猜中方從何說起？「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特朗普如此成功地將精英和民眾輿論引導到更加反華的立場上，以至於美國總統拜登去年選舉時別無選擇，都會緊跟反華的取態。但有點出人意料的結果是，現在拜登領導的政府，在很多方面比前任政府更加鷹派。

特朗普不是冷戰者。根據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的回憶錄，總統喜歡指著他的一個枱頭小尖端說，「這是台灣」，然後指著橢圓形辦公室的堅毅辦公桌說，「這是中國」。「台灣離中國就像兩英尺，」特朗普對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說。「但台灣離我們有8000英里遠。如果中國大陸入侵台灣，我們也沒有辦法。」

特朗普與他的國家安全團隊中的其他人不同，他對人權問題幾乎不關心。關於香港，他說「我不想介入」，「我們也有人權問題」。當習近平主席向他通報中國西部新疆穆斯林維吾爾人的勞改營時，特朗普基本上告訴他「沒有問題」。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30周年之際，特朗普問道:「誰在乎它？我是只想做個交易。」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在這類問題上說到做到。自布林肯接任國務卿以來，在每一次聲明中，不僅將中國稱為戰略對手，還將其稱為人權的侵犯者。1月，他稱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做法是「企圖進行種族滅絕」，並承諾繼續執行蓬佩奧的政策，增加美國與台灣的接觸。2月，他就香港、新疆、西藏，甚至是中國支持最近軍事政變的緬甸問題向楊潔箎發難。本月早些時候，美國政府對其認為應對掃除香港自治權負責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庫爾特-坎貝爾加入美國政府成為「亞洲沙皇」之前的最後一篇《外交事務》雜誌文章中，主張「有意識地努力遏制中國的冒險主義......這意味著要投資于遠程常規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無人航母攻擊機和水下飛行器、導彈潛艇和高速打擊武器」。他還說，華盛頓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將美軍分散到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地，「將敏感產業重新移回美國本土，追求與中國'有管理的脫鉤'」。

在很多方面，與特朗普中國戰略的連續性令人震驚。貿易戰沒有結束，科技戰也沒有結束。除了講人權問題外，拜登和特朗普唯一的另一個大區別是，拜登更強調盟友在這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美國與澳洲、印度和日本形成的所謂四國集團。正如布林肯在3月3日的一次主旨演講中所說，美國要想「從實力上與中國交鋒......需要與盟友和夥伴合作......因為我們的綜合實力讓中國更難忽視」。

這個論點在上周有了具體的形式，坎貝爾告訴《悉尼先驅晨報》，如果北京繼續目前對坎培拉的經濟擠壓，美國「不會讓澳洲在這個領域獨善其身」。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也在唱著同樣的讚歌。3月12日，拜登親自主持了四國首腦的虛擬峰會。

中國的做法仍然是刺蝟的做法。幾年前，習近平的一位經濟顧問告訴我，將台灣重新置於大陸的控制之下，是習近平主席最珍視的目標--這也是他想結束中國前幾任主席只能連任兩屆的原因。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最重要的是，習近平主導了中國陸海空三軍的大規模擴張，包括可以擊沉美國航母的陸基東風-21D導彈。

當美國這隻多功能狐狸一直在增加他們的不滿清單時，中國這隻刺蝟卻一直在穩步建立其接管台灣的能力。用對台灣安全問題頗有心得的記者坦納-格里爾的話說，人民解放軍對所有台灣人能夠開發到或買到的軍事系統，都先發展出同等的能力，然後有些系統更完全超過了臺灣。更重要的是，中國製造了所謂的「反進入/區域拒絕泡沫」，讓美軍遠離台灣。

正如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朗尼-亨利上個月在國會作證時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能使[中國的綜合防空系統]失效，我們就能在軍事上獲勝。如果不能，我們可能就不能。」

作為一個歷史學生，引用基辛格的話，我看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在口頭上越來越強，但在軍事上卻越來越弱。當一個承諾被說成是「堅如磐石」，但實際上卻像細沙一樣粘稠時，雙方都會有誤判的危險。

擔心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美軍駐印太地區部隊負責人菲爾-大衛森上將2月在國會作證時警告說，中國可能在2027年前入侵台灣。本月早些時候，我的彭博輿論社同事馬克斯-哈斯廷斯指出，「台灣的行為喚起中國大陸人民中的那種情緒，就像60年前古巴對美國人喚起的情緒一樣。"

北約最高軍事長官、美國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裡迪斯（James Stavridis），他剛剛出版了《2034：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在這本書中，中國海軍突然包圍台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場伎倆之一。（美國在海軍上遭受如此慘重的損失，以至於被逼著對湛江進行核攻擊，進而導致聖地牙哥和加爾維斯頓在反擊中被抹殺）。也許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設想中最值得懷疑的部分，是它的日期，講到要等13年後。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米沙-奧斯林（Misha Auslin）曾想像過美中海戰最早在2025年爆發。

在為外交關係委員會撰寫的一份關於台灣問題的重要新研究報告中，羅伯特-布萊克威爾和菲力浦-澤利科夫--美國外交政策的資深學生和實踐者--列出了他們認為美國政策的4個選項，其中他們首選的是以下的最後一個選項。

美國應該... 至少與日本和台灣一起軍事演練... 一個平行的計畫來挑戰任何中國拒絕國際上進入台灣的機會，並準備，包括與預先部署的美國物資，包括戰爭儲備庫存，運輸急需的物資，以幫助台灣保衛自己。......美國及其盟友將要有可信而明顯地計畫，對其部隊受到攻擊作出反應，如斷絕與中國的所有金融關係，凍結或扣押中國資產。

布萊克威爾和澤利科夫說的沒錯，現狀是不可持續的。但所有讓威懾更有說服力的論點都存在3個核心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任何加強灣防禦的步驟都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國的憤怒反應，增加冷戰轉熱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日本明確參與的情況下。第二個問題是，這種步驟給中國製造了一個關閉視窗的機會，讓中國在美國升級威懾力之前採取行動。第三個問題是台灣人自己不願意像以色列人對待國家生存一樣，認真對待自己的國家安全。

週四布林肯、沙利文、楊潔箎和中國外長王毅在阿拉斯加的會晤，這是一個緊接著布林肯訪問日本和韓國之後的硬碰硬會面--絕不可能重啟布殊和奧巴馬領導的「中美戰略對話」時代的中美戰略對話進程。「雙贏 」外交的時代早已過去。

在媒體前的開場交流中，楊潔箎說明了，刺蝟不僅有一個大的想法--它們也很刺眼。他宣稱，美國是在 「居高臨下」，他的發言超過了規定的兩分鐘，超過了八倍（其實是美方發言先超時）；說美國最好解決自己 "深層次 "的人權問題，比如種族主義（「殺害黑人的悠久歷史」），而不是教訓中國。

剩下的問題是，拜登政府可能會多快地發現自己面臨台灣危機，無論是輕微的「隔離」、全面封鎖還是突如其來的兩栖入侵？如果赫斯廷斯是對的，這將是第二次冷戰中的古巴導彈危機，但角色卻反過來了，因為有爭議的島嶼離美國，比古巴離俄羅斯更遠。如果北約最高軍事長官斯塔夫裡迪斯是對的，台灣將更像1914年的比利時或1939年的波蘭。

但我心中有另一個比喻。也許台灣對美帝國的意義，將變成1956年蘇伊士運河對大英帝國的意義：帝國獅子暴露了他只是紙老虎的時刻。當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後，英國首相登得到法國和以色列支持，試圖用武力奪回運河時，美國反對這樣做，促成了英鎊被狙擊和英國的屈辱。

我則很難看出拜登政府會以布萊克威爾和澤利考所設想的軍事力量和金融制裁相結合的方式，來應對中國對台灣的攻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曾雄辯滔地寫道，需要一個中美兩國都能支持的外交政策。美國為台北挨子彈，似乎不符合這個要求。

至於拜登本人，他真的願意為了一個基辛格過去亦曾經悄悄交易以追求冷戰緩和的台灣島，去危及他的經濟政策所推動的疫情後的繁榮嗎？布萊克威爾和澤利考想像中的金融危機，一旦為台灣開戰，誰會受到更大的傷害--中國，還是美國自己？兩個超級大國中，有一個經常帳戶赤字佔GDP的3.5%（2020年第二季度），國際投資淨頭寸接近負14萬億美元，這不是中國。如果美國面對1954年以來的第4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台灣危機中，眨眨眼就讓他發生，那麼國務卿的姓氏Blinken（可意譯為眨眼者），肯定是報章編輯創作頭條標題時，不可抗拒的誘惑了。

然而想一想，這將意味著什麼？美國50年前在越南的失利，除了對南越不幸的居民來說，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除了柬埔寨的人類災難之外，美國在越戰失敗，整個亞洲幾乎沒有任何多米諾骨牌效應。然而，失去--甚至不爭取—台灣，將被整個亞洲視為美國在我們現在稱之為「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的終結。它將證實中國在經歷了兩個世紀的黯然失色和「屈辱」之後，在亞洲恢復首要地位的長期假說。這將意味著中國突破戰略家認為環繞他們的「第一島鏈」，以及將台積電這個微晶片「麥加」的控制權交給北京（記住，台積電生產的半導體，是半導體而不是數據，才是新的石油）。這肯定會引起美元和美國國債的擠兌。這將是美國蘇伊士。

狐狸曾經玩得很好。但狐狸外交政策的危險在於，你關心的問題太多，有可能失去焦點。相比之下，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那件大事可能就是：誰統治了台灣，誰就統治了世界。

 

deepthroat

原文刊於《巴士的報》

【編按：原題為「台灣危機可能標誌著美帝國的終結 美國是一隻外交狐狸 而北京則是一隻執著於統一大計的刺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