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港印尼華僑口述歷史｜根本月報
2024-01-03 12:16 
定居香港的前印尼華僑為數不少，他們主要在上世紀50、60年代印尼排華潮前後返回中國，若干年後移居香港。他們經歷了荷蘭統治、日本佔領、印尼獨立、新中國的發展，以及回歸前後的香港，見證了三地不同時代的歷史，如此獨特的經歷值得記錄，讓今人了解。筆者專訪了其中一人，作為居港印尼華僑口述歷史之首篇。
印尼華校三語教育
陳先生年逾80，1930年代末出生於荷屬東印度（Nederlands-Indi，1950年獨立後定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梭羅（Solo）的一個華人中等家庭。他就讀的華文學校實行三語教育：華語、印尼語和英語，荷蘭語卻沒有教授，因其已融入印尼文化中，印尼語中包含很多荷語詞，不需專門學習。由於是華校，大部分科目均以華語授課，師資主要來自中國，其次是印尼的華人高中畢業生；50年代的教材主要來自新中國的中、小學。日本佔領印尼時強逼學習日語，他至今仍記得若干日語詞，還能唱出數句當年的日語宣傳歌。
陳先生認為華人和印尼人本來是和睦相處的，但自蘇哈托（Suharto，1967-1998年間印尼總統）推翻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上台執政後，開始推行排華政策，關閉華校，禁止華人學華語，其PT10法例禁止華人在非城鎮地區營商，導致鄉村地區的華人難以維生，紛紛離開印尼返回中國。在排華潮前，已有不少華人子弟選擇回國升學，一是基於愛國心；二是回國升學蔚然成風，效法者眾，他也在高中畢業後決定回國升學。回國前先向中國大使館申請護照（當時華人大多沒有印尼護照），再向印尼當局申請出境，並打下10個手指模印，宣誓此後不再返回印尼居住。
排華潮前回國升學
1959年7月，陳先生從海路回國，從梭羅到三寶壟（Semarang，名稱源於鄭和，小名三寶）乘船，先乘接駁小艇到海中心登上荷蘭貨輪「芝利華號」，船上有數百名歸國華僑。輪船中途停泊印尼泗水（Surabaya）和首都雅加達（Jakarta）、新加坡，最後到達香港，航程約一周。本來計劃從香港羅湖進入深圳，但當年7月下起暴雨，在香港停泊一段時間後，中國政府特許該貨輪直航廣州黃埔港。到達港口後，華僑學校派專車接至賓館。經入學考試，他獲分派到華南師範學院（1982年易名大學）體育系學習，有的按意願分配到其他省市升學或工作。陳先生選擇廣州是基於畏寒，害怕北方的寒冷，因為印尼是個沒有冬季的國家。他自言印尼華校的中文水平不俗，讓他能夠應付中國的大學教育，並在1963年畢業。
大學畢業後，陳先生獲分派到省內陸豐縣（今為縣級陸豐市）的一間中學任教，主要任教體育，兼教生理學和英語。據此可知60年代的內地學校，並非如今人所想像般不設英語課，他說當年內地高中的英語課程內容是頗深的。由於英語師資不足，學校便安排他任教初中英語，當時內地生活水準較低，月薪只有人民幣50多元。
定居香港見證回歸
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前，陳先生決定移居香港，花了4年時間申請，終於在1977年來到香港。由於學歷不獲港英政府承認，他只有在工廠工作，月薪700多港元。他自言在內地的生活比較艱苦，因此很快適應了香港的生活。由於得到印尼家族的資助，陳先生曾在80、90年代經營一間傢俬店，當上老闆。對於回歸後的香港，他個人的感覺是，香港的發展其實比回歸前更快。
陳先生少時在印尼生活約20載，歷經荷治、日佔和獨立後的印尼，完成華校高中課程；接着回國就讀大學和工作，歷時18年；其後在香港生活46年，見證回歸前後的香港。作為大多數居港印尼華僑的縮影，這個獨特香港社群的經歷值得記錄，為香港史增添一頁。
文：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會員梁勇博士
本欄為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與《星島日報》教育版聯合出版。對原文有興趣的讀者可到港大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網頁下載：http://machsaa.googlepa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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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24年1月3日教育版專欄「大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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