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学林｜交稿（上）

年纪大了，记忆不怎么灵光，写作就成了记忆的捕网，费力地捞取搁浅的片段。我是个感性又敏感的人，对每个刻下都有着尖锐的感应，却对每个逝去的曾经都轻易遗忘。但写作有助我在电脑一片白光下酝酿过去丢失的琐事。而且这种写作（交稿）是有死綫的，不能无止境地等待灵感上门，于是支取脑海的记忆就成了必要的过程。有时电脑文件档里的直条闪了又闪，等待我键入文字，时而随即删去，时而良久的等待，更多时候，我会胡乱输入档案名，然后储存、关掉、挂机。

偶尔我会问朋友，最近有没有甚么趣事提供给我作为写作的养分，一般的回覆都是平淡的生活点滴，即使想写，始终不是亲身经历，难以入手。毕竟，专栏写作不似命题作文，后者的局限反倒能催逼早已石沉大海的泥沙，起码有了方向，能够容易写出点甚么，但随你发挥的专栏，则变成了漫无目的大海飘浮，往往不着边际。

于是我发现旧回忆总是容易起笔，许是沉淀了时日有了新的领悟，许是有关的回忆总是不离大众关注的话题。写初恋、写朋友、写亲人离世、写童年的衣食住行，贩卖回忆，用以填充文字，也就了却一件「工作」。三十出头之时，我就觉得自己的历练有点供不应求了，过去有一段时间字写得太多，掏空了对生活的观察，也几乎耗尽所有的文思，过度捕捞的结果就是长时间的思想空白。

仔细想来，其实历练倒是不缺，找上门的烦恼多不胜数，但要么有关问题太过庸俗，无法作为取材，要么很多故事太过敏感、机密，难以赤裸剖白。有时我想，有天撒手不理之后，教育界的光怪陆离，洋洋洒洒应该能写上数十万字，那时如果再有「交稿」的工作，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人在江湖，要在「可说」、「想说」之间有所分寸，而人一旦有了分寸，文字就有了顾忌；而随了可说想说之外，还有「该说」，身分责任像那远洋船的大铁锚，有沉稳之效，却也有牵绊之累。电邮：[email protected]

林溢欣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哲学硕士，中文科补习名师。

文章刊于《星岛日报》2022年8月31日教育版专栏「学与教」。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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