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雜誌‧人物誌｜與電影同行70載 羅卡自述聲影路 延續文化與歷史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資深影評人羅卡（本名劉耀權）透過第一身敘述，把上世紀社會面對的不安和動盪重現大銀幕，盼喚起市民對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覺悟。紀錄片背後，卡叔一生與電影和藝術結伴，早在60年代開始撰寫影評，後來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在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去年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專業精神獎」予以肯定。見證本地電影輝煌至近年以小眾題材突圍，卡叔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亦感恩人生路上有電影陪伴左右，盼其經歷能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 

幻燈片逐格投影，畫面由黑白變彩色，背景由舊日香江到繁華鬧市，主角由年少氣盛到兩鬢斑白，今昔交錯，宛如細聽老人在榕樹下說故事。

與電影和藝術同行70年，卡叔直言一切是「緣」，兒時在耳濡目染之下對中外電影產生興趣，至大學畢業後加入《中國學生周報》做記者、編輯，港聞以外更要負責電影版，才開展了撰寫影評和電影文章的生涯。他指，及後任職電視台、電影文化中心等，都有朋友並肩同行，只是當別人有其他發展離開，而他選擇繼續堅持，「可以做就繼續做。」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說起電影事馬上精神抖擻、眼仔碌碌，疫下更跟新晉導演王茵茵合拍紀錄片《聲影路》，以第一身記錄和敘述上世紀40年代至今的歷史，見證香港電影業的發展。他期望，電影能夠喚起市民對電影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醒覺，「文化不是今年、去年才形成，而是一直流傳下來；文化就是歷史，一直延續下去。」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珍貴片段把社會動盪重現觀眾眼前。卡叔憶述，當年《學周》社址與爆發工潮的人造花廠同位於新蒲崗，街頭巷尾全是血色大字報，警察來回巡邏，氣氛緊張。他表示，當年未有察覺到事態嚴重，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皆沉醉於電影中，即使交通停擺仍堅持出席不同放映會，在催淚彈的煙霧中前行，「大家對電影的愛熱情澎湃，跟街上的火爆有得比。」

他指，香港初代影評人活躍於戰亂的年代，會吹噓抗日、內戰、解放等主題，直至60年代，他們作為新一派影評人冒起，熱衷把西方新潮事物引入香港，「我們真的好喜歡西方電影，會向別人分享從中取得的『養分』，欣賞西方事物並加以應用，跟以往的着力點不同。」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

自爆曾感迷茫 在電影世界找答案

可是，如此抽離現實不吃人間煙火，令卡叔反思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更一度懷疑自己做文化藝術工作的意義。他直言，許多年輕人在暴動過後躊躇不決，自己當年30出頭也對前景感到迷茫，如同經典電影《春光乍現》所表達的虛幻一樣，「置身那個年代很難分清真假。」卡叔選擇走入電影世界尋找答案，並對複雜的人生和世界有新的領悟，「不只是學習西方電影的架構，70年代開始着重認識社會和中國。」

後來，卡叔離開《學周》，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遠赴意大利進修電影、進入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去年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作為影評界泰斗，卡叔歷年透過簡明扼要的文字記錄電影世界的五光十色，卻直言自小不愛文字，「戰後好混亂，小學教育好隨便，至初中才比較穩定；老師有集中教而我亦頗用功，所以基本語文有學好，亦開始寫毛筆字。」他說，那時看了很多課外書，對哲學、社會發生的一事一物都有興趣，遂開始寫作，嘗試翻譯文章跟朋友交流，「他們介紹我看書，我便開始寫閱後筆記，但從沒想過寫評論，真的是加入《學周》才開始寫。」

卡叔去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要找好作品欣賞 對比各方觀點

如今人人皆可撰寫影評，網上電影文章多不勝數，「影評人」的界線亦變得含糊。他直言，不太喜歡長篇大論的影評，「有些影評引證許多東西，寫到好細緻，我都不太喜歡⋯⋯好多分析是學術性的研究，不是給一般人看。」卡叔指，未至於要用濃縮的詩詞表達，但評論應該精簡，「影評、電影文章應是散文，要有可讀性。」他形容，文章寫出來幾百至一千多字，讓人讀完後有所感悟，是他對影評的認知。

至於在電視台任職10多年，卡叔不諱言，那些年每星期也要寫一集劇本，把舊點子翻來覆去，但影評不如電視台劇本有公式，「寫寫下就覺得越來越難寫。」他認為，當人生歷練豐富，對文字的要求也有不同，便自然覺得寫作有難度，故寄語眾人，要找好的作品欣賞，對比各方觀點，吸收更多。

影評要有可讀性 讀後有所感悟

經歷過輝煌的80年代，近年香港電影市場傾向低成本製作，並以小眾的題材突圍。卡叔指，明白電影有投資限制，但說得動聽且令人深刻的故事不多，核心問題或在於香港面對的是「小問題」，各類圍繞弱勢社群的題材都有導演拍過，而戰爭等「大議題」，輪不到我們去說明，「藝術性和思想性仍可再深化，如果這方面做得好，國際也有市場，因為人家要看藝術性的東西，而不是議題。」他坦言，近年不少新晉導演嶄露頭角，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期望本地導演能夠建立自己的價值，拍攝出引起本地觀眾共鳴且在外國賣座的作品。

電影尾段，卡叔感恩電影在其人生路上陪伴左右，給他安慰和振奮激勵，直言「拍好一部電影難，但做好一個人更加難」。他期望，觀眾透過其經歷，了解不同時期的社會和文化，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

卡叔自初中開始寫毛筆字，親自為電影提筆揮毫。

《聲影路》公映，導演王茵茵（左）兼顧劇本、拍攝及剪接，卡叔（右）對其讚不絕口。

王茵茵盼以影音紀錄 向觀眾展現香港價值

《聲影路》公映，導演王茵茵（Donna）兼顧劇本、拍攝及剪接，功不可沒。這位小妮子不懂說中文，最初因為撰寫電影研究的博士論文，輾轉認識了卡叔，後來二人越見投契，成就了紀錄片的誕生。她坦言，一直喜歡研究香港電影歷史和社會變遷，即使過程中面對版權問題等重重考驗，亦無阻她以影音留下紀錄，期望透過電影呈現社會當下各人對香港的現況感到迷茫的感覺，向觀眾表現香港的價值。

Donna指，起初只是靈機一動，覺得卡叔的故事扣人心弦，感覺上世紀「六七暴動」所帶來的社會動盪，跟近代年輕人對未來充滿困惑的心境不相伯仲，「我們不單純談論電影歷史，也涵蓋許多社會議題和發展。」然而，自資拍攝紀錄片並不容易，卡叔直言，最初力勸她不要入行，「她不多會說廣東話，而且在電影界學歷高不是好事，別人會『棹忌』，覺得你跟大夥不一樣；他們是實幹型，覺得高學歷應該去教書。」他續指，從沒想過跟Donna一起拍攝，但對方一直堅持，後來劇本慢慢成型，二人交流漸多，才有實感。

卡叔對這位年輕拍檔讚不絕口，「我們之間的默契不錯，她對社會時事、整個時代都非常敏感，對政治學、中國歷史、電影史等都有研究，所以我們在劇本方面好少爭論。」他亦老實指，十分滿意剪接的風格和直接敘述方式，「直接拍攝一個人，較視點走來走去好，所以電影沒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

Donna期望透過電影，讓觀眾理解香港的價值，啟發大家關注、討論和思考社會問題。

長時間無薪籌備仍滿腔熱誠

然而，真正執行卻面對金錢、人才和時間等問題。為豐富電影敘述，二人用上多齣電影的經典片段，包括《春光乍現》、《阿飛正傳》和《馬路天使》等，但要在大銀幕上應用必須解決版權問題。Donna分享，僱用了一位專門處理紀錄片製作的美國律師，嘗試「合理使用（Fair use）」相關片段，強調使用後能夠提升該些片段乃因其文化藝術價值。卡叔直言，香港發行商好現實，版權問題或令年輕導演卻步，「大家應該一同幫忙，令香港電影繼續向好；如果有好多限制，他們便沒有發揮空間。」他希望，電影業界能互相諒解，推動市場。

即使要獨自承擔大部分工作、長時間無薪地籌備電影，Donna仍滿腔熱誠接受「考驗」。她形容，電影多年來帶給觀眾的五光十色，跟卡叔的生活一樣，對社會和她都很重要，期望透過《聲影路》呈現出社會當下各人對香港現況感到迷茫的狀況，讓觀眾理解香港的價值，同時啟發大家關注、討論和思考社會問題，「歷史讓我們知道現今和未來的路應怎樣走。」

記者：仇凱瑭 

攝影：葉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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