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種人】社會病了

親人因為工作得參加一個專業考試，考試在倫敦舉行。由於已為考試苦讀多時，她在諸多「防疫措施」下還是起行了。考試後，香港政府把英國列入高風險國家，她無法直接回港，而須到中或低風險國逗留二十一日，再回港在酒店隔離二十一日，然後家居隔離七天，合共四十九天，才重獲自由。

　　一年半之間，香港人要回家變得非常困難。明明健康（檢測多次也是陰性），明明沒犯錯，但為了回家，卻要「坐監」四十九天。年半之間，一個人接受或不接受治療，再不是他能自主，有多少人被迫檢測？有多少人為生計而打針？年半之間，打疫苗的主因不是防疫，不是為了保護身體，而是「想社會回復正常」、「僱主要我打」、「想外遊」、「要回家」。年半之間，政府防疫措施長久凌駕於人的自由和自主之上，香港多月來只有零星輸入個案，但未見政府有放寬之態，在這個社會，彷彿一個人對身體的自主權不再重要，人的人身自由不再得到重視。

　　年半之間，在口罩令之下，人也失去了呼吸空氣的自由。年半之間，我們失去了多少？

王思慧

 

 

原文刊於《頭條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