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就是歷史 一直延續下去 聲影路看透卡叔的電影情懷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資深影評人羅卡（本名劉耀權）透過第一身敘述，把上世紀社會面對的不安和動盪重現大銀幕，盼喚起市民對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覺悟。紀錄片背後，卡叔一生與電影和藝術結伴，早在60年代開始撰寫影評，後來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在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去年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專業精神獎」予以肯定。見證本地電影輝煌至近年以小眾題材突圍，卡叔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亦感恩人生路上有電影陪伴左右，盼其經歷能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
幻燈片逐格投影，畫面由黑白變彩色，背景由舊日香江到繁華鬧市，主角由年少氣盛到兩鬢斑白，今昔交錯，宛如細聽老人在榕樹下說故事。

與電影和藝術同行70年，卡叔直言一切是「緣」，兒時在耳濡目染之下對中外電影產生興趣，至大學畢業後加入《中國學生周報》做記者、編輯，港聞以外更要負責電影版，才開展了撰寫影評和電影文章的生涯。他指，及後任職電視台、電影文化中心等，都有朋友並肩同行，只是當別人有其他發展離開，而他選擇繼續堅持，「可以做就繼續做。」

年屆80，卡叔仍對映畫抱有滿腔熱忱，說起電影事馬上精神抖擻、眼仔碌碌，疫下更跟新晉導演王茵茵合拍紀錄片《聲影路》，以第一身記錄和敘述上世紀40年代至今的歷史，見證香港電影業的發展。他期望，電影能夠喚起市民對電影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醒覺，「文化不是今年、去年才形成，而是一直流傳下來；文化就是歷史，一直延續下去。」

60年代初，大量難民湧進香港，至1967年暴動等社會事件，皆佔電影不少篇幅，珍貴片段把社會動盪重現觀眾眼前。卡叔憶述，當年《學周》社址與爆發工潮的人造花廠同位於新蒲崗，街頭巷尾全是血色大字報，警察來回巡邏，氣氛緊張。他表示，當年未有察覺到事態嚴重，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皆沉醉於電影中，即使交通停擺仍堅持出席不同放映會，在催淚彈的煙霧中前行，「大家對電影的愛熱情澎湃，跟街上的火爆有得比。」

他指，香港初代影評人活躍於戰亂的年代，會吹噓抗日、內戰、解放等主題，直至60年代，他們作為新一派影評人冒起，熱衷把西方新潮事物引入香港，「我們真的好喜歡西方電影，會向別人分享從中取得的『養分』，欣賞西方事物並加以應用，跟以往的着力點不同。」
自爆曾迷茫  在電影世界找答案

可是，如此抽離現實不吃人間煙火，令卡叔反思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更一度懷疑自己做文化藝術工作的意義。他直言，許多年輕人在暴動過後躊躇不決，自己當年30出頭也對前景感到迷茫，如同經典電影《春光乍現》所表達的虛幻一樣，「置身那個年代很難分清真假。」卡叔選擇走入電影世界尋找答案，並對複雜的人生和世界有新的領悟，「不只是學習西方電影的架構，70年代開始着重認識社會和中國。」

後來，卡叔離開《學周》，為多份刊物擔任編輯、遠赴意大利進修電影、進入電視台做編劇……最終也情歸電影研究，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去年更與資深影評人石琪一同獲頒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

作為影評界泰斗，卡叔歷年透過簡明扼要的文字記錄電影世界的五光十色，卻直言自小不愛文字，「戰後好混亂，小學教育好隨便，至初中才比較穩定；老師有集中教而我亦頗用功，所以基本語文有學好，亦開始寫毛筆字。」他說，那時看了很多課外書，對哲學、社會發生的一事一物都有興趣，遂開始寫作，嘗試翻譯文章跟朋友交流，「他們介紹我看書，我便開始寫閱後筆記，但從沒想過寫評論，真的是加入《學周》才開始寫。」
要找好作品欣賞  對比各方觀點

如今人人皆可撰寫影評，網上電影文章多不勝數，「影評人」的界線亦變得含糊。他直言，不太喜歡長篇大論的影評，「有些影評引證許多東西，寫到好細緻，我都不太喜歡⋯⋯好多分析是學術性的研究，不是給一般人看。」卡叔指，未至於要用濃縮的詩詞表達，但評論應該精簡，「影評、電影文章應是散文，要有可讀性。」他形容，文章寫出來幾百至一千多字，讓人讀完後有所感悟，是他對影評的認知。

至於在電視台任職10多年，卡叔不諱言，那些年每星期也要寫一集劇本，把舊點子翻來覆去，但影評不如電視台劇本有公式，「寫寫下就覺得越來越難寫。」他認為，當人生歷練豐富，對文字的要求也有不同，便自然覺得寫作有難度，故寄語眾人，要找好的作品欣賞，對比各方觀點，吸收更多。
影評要有可讀性 讀後有所感悟

經歷過輝煌的80年代，近年香港電影市場傾向低成本製作，並以小眾的題材突圍。卡叔指，明白電影有投資限制，但說得動聽且令人深刻的故事不多，核心問題或在於香港面對的是「小問題」，各類圍繞弱勢社群的題材都有導演拍過，而戰爭等「大議題」，輪不到我們去說明，「藝術性和思想性仍可再深化，如果這方面做得好，國際也有市場，因為人家要看藝術性的東西，而不是議題。」他坦言，近年不少新晉導演嶄露頭角，深信香港電影業仍然機會處處，期望本地導演能夠建立自己的價值，拍攝出引起本地觀眾共鳴且在外國賣座的作品。

電影尾段，卡叔感恩電影在其人生路上陪伴左右，給他安慰和振奮激勵，直言「拍好一部電影難，但做好一個人更加難」。他期望，觀眾透過其經歷，了解不同時期的社會和文化，啟發更多年輕人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