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如何平衡「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

昨天「竹石台」國際頻道訪問了前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高德禮（George Cautherley）。日治時期他在赤柱集中營出生，是第五代的香港人。訪談中提及香港核心價值和他對香港的期望。他承認一四年部分民主派人士低估了中央對國家安全的憂慮甚至恐懼，錯失了在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機會。面對最近的政局轉變，他仍然認為民主派不應政治退場，並應該盡量參選下屆立法會。但香港前途和對國家，甚至國際社會的價值，不應被《國安法》對港獨作出反制和人大決定改變選舉制度所局限。香港的價值在於核心價值和辦事方式有別於內地思維，是多代港人努力的成果，蘊藏着中國再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元素和無形資產，港人不應妄自菲薄和自我矮化。

香港人喜歡排隊，認為插隊影響他人權利，反映港人堅信「規則基礎社會」（Rule-based Society）和「公平公正」這些維持社會秩序的原則。香港有強烈「自由主義」的傳統，而且港英政府一向容忍一些革命家低調暫時旅居香港。這些人包括菲律賓的黎剎（José Rizal），越南的胡志明和國父孫中山先生。國共內戰後期，英國政府亦容許「東江縱隊」從香港指揮紅軍在整個華南的活動，直至廣州解放和正規紅軍進駐深圳樟木頭為止。旅英香港歷史學家麥志坤（Mark Chi-kwan），亦在兩本英文著作中詳細講述英美兩國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二年間在香港從事冷戰和間諜活動。由此可見，根據香港的歷史軌迹，過去兩年在香港出現類似「顏色革命」的活動是不足為奇的事情。問題是特區政府有沒有預計能力，在事情發生之前運用比較廣義的國家安全概念（例如效法新加坡加入經濟、社會、民生和心理因素）去預計和管控問題。

到了事情發生之後的今天，特區和中央政府亦不應忽略了香港擅長了解西方思維的能力，是現時國家需要的「軟實力」之一。其中包括透過香港比較國際化的環境了解到：一、歐盟在英國脫歐之後會脫離英國的外交影響，並會採取比較獨立和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二、印度和香港有共同的英國殖民地經驗，保留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雖然最近和中國有邊境爭拗，但相信印度不會參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亞洲北約」圍堵中國倡議。在廣泛討論外部勢力影響香港事務，並且實施國安法去控制港獨思維之同時，各方不應忘記上述的廣泛國安概念，並完全抹殺香港擔當中國和西方合作橋梁的能力，甚至將來扮演中國和西方爭拗調停角色的可能性。

除了維護香港既有的「核心價值」和「軟實力」之外，如何維護香港既有的法治觀念和學習如何對國家表達忠誠，也是香港正在面對和需要處理的問題。香港和內地的法治觀念有所不同，我們對法治的了解是不單止要做到合乎法律，而且要一般市民都認同整個制度是達到公平公正的地步。內地雖然進行大幅度的法律改革，但對法治的了解還是停留在「依法治國」的階段。中央政府不會容忍影響國家主權的行為，但不少「小粉紅」攻擊法庭辦事不力，只會加深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誤解，不是對國家表忠的好方法。正如張炳良教授最近在《明報》發表的文章指出：香港需要重燃希望，重建自信，不能事事靠中央出手。「一國兩制」仍是唯一選項。要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才是對國家表達忠誠的最好方法。

龍家麟

民主思路理事及

聯席召集人（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