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如何平衡「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

昨天「竹石台」国际频道访问了前香港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高德礼（George Cautherley）。日治时期他在赤柱集中营出生，是第五代的香港人。访谈中提及香港核心价值和他对香港的期望。他承认一四年部分民主派人士低估了中央对国家安全的忧虑甚至恐惧，错失了在一七年普选特首的机会。面对最近的政局转变，他仍然认为民主派不应政治退场，并应该尽量参选下届立法会。但香港前途和对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价值，不应被《国安法》对港独作出反制和人大决定改变选举制度所局限。香港的价值在于核心价值和办事方式有别于内地思维，是多代港人努力的成果，蕴藏着中国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元素和无形资产，港人不应妄自菲薄和自我矮化。

香港人喜欢排队，认为插队影响他人权利，反映港人坚信「规则基础社会」（Rule-based Society）和「公平公正」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则。香港有强烈「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且港英政府一向容忍一些革命家低调暂时旅居香港。这些人包括菲律宾的黎刹（José Rizal），越南的胡志明和国父孙中山先生。国共内战后期，英国政府亦容许「东江纵队」从香港指挥红军在整个华南的活动，直至广州解放和正规红军进驻深圳樟木头为止。旅英香港历史学家麦志坤（Mark Chi-kwan），亦在两本英文著作中详细讲述英美两国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二年间在香港从事冷战和间谍活动。由此可见，根据香港的历史轨迹，过去两年在香港出现类似「颜色革命」的活动是不足为奇的事情。问题是特区政府有没有预计能力，在事情发生之前运用比较广义的国家安全概念（例如效法新加坡加入经济、社会、民生和心理因素）去预计和管控问题。

到了事情发生之后的今天，特区和中央政府亦不应忽略了香港擅长了解西方思维的能力，是现时国家需要的「软实力」之一。其中包括透过香港比较国际化的环境了解到：一、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后会脱离英国的外交影响，并会采取比较独立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二、印度和香港有共同的英国殖民地经验，保留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虽然最近和中国有边境争拗，但相信印度不会参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亚洲北约」围堵中国倡议。在广泛讨论外部势力影响香港事务，并且实施国安法去控制港独思维之同时，各方不应忘记上述的广泛国安概念，并完全抹杀香港担当中国和西方合作桥梁的能力，甚至将来扮演中国和西方争拗调停角色的可能性。

除了维护香港既有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之外，如何维护香港既有的法治观念和学习如何对国家表达忠诚，也是香港正在面对和需要处理的问题。香港和内地的法治观念有所不同，我们对法治的了解是不单止要做到合乎法律，而且要一般市民都认同整个制度是达到公平公正的地步。内地虽然进行大幅度的法律改革，但对法治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依法治国」的阶段。中央政府不会容忍影响国家主权的行为，但不少「小粉红」攻击法庭办事不力，只会加深国际社会对香港的误解，不是对国家表忠的好方法。正如张炳良教授最近在《明报》发表的文章指出：香港需要重燃希望，重建自信，不能事事靠中央出手。「一国两制」仍是唯一选项。要做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才是对国家表达忠诚的最好方法。

龙家麟

民主思路理事及

联席召集人（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