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經時事分析】疫情致通脹估算失準 如何修正？

自從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市民的消費模式改變不少，例如因在家工作減少乘搭交通工具。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前一篇論文指出，這些急劇轉變令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簡稱CPI）權重比例突然過時，或導致低估通脹。今年正值本港CPI每五年一度更新權重比例，應如何處理疫情帶來的影響﹖

CPI是一個數據指標，作用是反映住戶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變動，普遍用作顯示消費者受通貨膨脹或緊縮的影響。CPI必須製訂一套加權系統，來顯示不同商品和服務，對居民消費開支模式的相對重要性。本港綜合CPI目前的開支權數，以住屋開支佔最多，達百分之三十四點二九，其次為食品（百分之二十七點二九）及雜項服務（百分之十五點八一）。

本地自去年七月起連續六個月通縮。惟IMF早前發表一篇研究新冠病毒疫情和CPI的文件，指出疫情下全球多地實施封城、居家抗疫等措施，人們的消費模式急劇轉變，令一直沿用的CPI權重比例突然過時，影響其準確性。

研究員研究發達經濟體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消費模式變化，發現民眾減少了用於交通、餐廳和酒吧、娛樂活動及服裝的開支；相反，家庭食品和酒精飲品的消費有所增加。疫情期間消費者總支出急速下跌，食品和住屋在消費者開支預算的比重相對大幅增加，而服裝、交通和娛樂則減少。

原本的CPI因而低估了消費預算中食品和住屋的重要性，高估了交通、衣履的重要性。而在疫情爆發初期，全球大多數經濟體的食品價格上漲速度遠超整體CPI，同時交通價格下跌，導致CPI實際低估通脹。

在香港，疫情同樣改變居民的消費習慣。抗疫期間，不少市民擔心感染，盡量減少前往實體店，轉為在網上購買必需品及服務。本地大型百貨網購平台HKTVmall自疫情爆發後，定單和生意額大增，平台去年十二月平均每日定單數量為三點六三萬宗，總商品交易額達五點七一億元，與疫情爆發初期相若，可見疫情令大批消費者養成網購習慣。

疫情掀起的在家工作潮，是另一改變人們消費模式的因素。首先，僱員毋須到辦公室，令本港交通服務需求大減，地鐵和數以百計的巴士路線均縮減班次。其次，在家工作時，員工多數可穿較簡單舒適的服裝，職業女性更毋須刻意化妝打扮。這些「新常態」，對人們的交通、服裝及化妝消費不無影響。

任職保險業後勤的白領黃小姐對智經表示，其公司因應疫情安排僱員在家工作，往日多乘巴士出勤的她，交通開支因而大減九成，亦毋須特意為上班置裝，估計服裝方面全年至少省下五千至一萬元。

由此可見，香港消費者的開支模式，出現了近似歐美的轉變，但這不代表香港會出現「偽通縮」，理由是各地CPI的開支權重有顯著差異。細看本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開支權重，交通佔百分之七點九八，而食品則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二九，即使撇除外出用膳，仍佔百分之九點五五，並非像歐美般CPI交通權重偏高，食品權重偏低，故本港未必有低估通脹的情況。

惟IMF論文始終帶來一個啟示，就是疫情影響消費模式巨變，目前開支模式和CPI權重之間的差異，的確影響CPI評估通脹的準確性，大眾不能沿用以往方式去解讀CPI的數字。

本港目前沿用CPI的開支權數，每隔五年更新一次，今年剛好是更新的年度，預料統計處會於今年年中公布以一九至二○年為基期的CPI新數列。IMF論文認為，經濟體若正值二一年更新CPI權重，需要就疫情作特別處理。若新基準年未能代表後疫情時代的消費模式，可考慮推遲調整CPI；又或同時採用兩年，如一九和二○年作基準年，得出混合疫情前和疫情間的開支模式。

惟一九和二○年，本港先後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一連串社會衝突，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導致商場、食肆提早關門，打擊消費意欲，兩年的消費數據均異於常態，似乎難以擔當基準年。統計處如要採用一九和二○年的消費數據作基準，需小心辨別市民的開支模式，是因應這些特殊事件而短暫出現，還是會持續的「新常態」，後者需要納入CPI權重的調整。

疫情導致大眾的消費模式發生巨變，影響CPI評估通脹的準確性，市民使用CPI數據時需要小心解讀。政府統計處今年更新CPI開支權重，相信亦會小心處理因疫情帶來的影響，盡力掌握後疫情時代的消費模式。

（全文見智經研究中心網頁：www.bauhinia.org）

智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