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出頭】失敗政策如對照顧者的詛咒

上個周末，葵涌再發生一宗母親殺死智障兒子的悲劇，對同樣育有嚴重智障女兒的我，該母親面對的壓力、無助感，以至身體的疲憊我都感同身受。回想八月中旬，我在立法會發布了一項「疫情下照顧者的困難調查」的結果，數據反映了殘疾人士因為社署暫停服務而缺乏支援和訓練，出現能力倒退現象，同時家庭衝突、照顧和被照顧者雙方受傷的情況進一步惡化，照顧者面對更嚴峻的身心壓力。當時我告誡政府在疫情下反而要為照顧者提供額外支援，否則服務繼續停頓，逼使殘疾家庭持續「困獸鬥」的照顧模式，遲早會將照顧者推向悲劇收場。只可惜，我的建議並無被聽到，但悲劇卻似預言般應驗了。

儘管疫情令支援服務停頓，令照顧者「爆煲」的機會大增，但我相信殘疾宿位嚴重短缺絕對是對照顧者的「詛咒」之一，政府對政策失敗難辭其咎。過去十多年，我追蹤宿位數字的變化，院舍由計畫到投入服務動輒需時十年，政府多年來無視殘疾院舍規劃，各類宿位增長每年往往只有幾十個，令宿位供求失衡愈見嚴重。宿位輪候期長達十多年，逼使照顧重擔霎時間轉嫁家人，甚至單獨照顧者身上，他們面對日復日沉重的照顧壓力，容易感到無助，造成悲劇。今次悲劇的主角年僅二十一歲，剛由寄宿學校畢業重回家中生活，而他所居住的葵青區，中度弱智人士宿舍輪候時間就竟然要長達十六年，假使他早於十五歲已經開始輪候宿舍，仍然要到三十一歲才會獲編配宿位。對高官而言，「十年」或許只是一個數字，但這個包含壓力、辛酸的「詛咒」卻注定由照顧者獨力承受，根本誰也不敢保證不會「爆煲」。

除此之外，中度或嚴重智障學童就讀寄宿學校，一般離家十多年至畢業為止。畢業後，相關支援的安排頓時由教育局交給社署主導，兩者的支援模式大相逕庭。而現有機制忽略智障人士適應期的支援，往往迷信於智障人士必然能夠適應生活的地方，甚少考慮他們已經長年習慣學校宿舍的群體生活，周邊環境變動，他們容易出現不同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大大增加照顧者的照顧難度和壓力。明顯，當局有必要盡快為特殊學校畢業生建立畢業後的過渡支援系統，為他們提供適切的中心、家居支援，甚至過渡住宿服務，並且及早展開生涯規劃，讓他們選擇適合的生活模式之餘，亦以循序漸進方式協助畢業生逐步適應新生活。

疫情並非暫停支援的藉口，反而應該轉化為契機，為照顧者（尤其單獨照顧者）提供額外支援。要盡快為照顧者「解咒」的話，「錢」是可以即時動用的資源，我倡議即時為殘疾家庭提供喘息支援，提供津貼讓他們聘請親友作「外援」，為他們製造喘息空間。這類支援就等於我多年前在美國生活時，因為要照顧年幼智障的女兒，簡單如跟太太外出用膳都幾乎無可能，當時我透過政府發放的喘息支援津貼，讓我有時可以聘請鄰居暫時看顧女兒，給我倆製造「充電」時間，回復照顧動力，所以我認為這類支援既快又有成效，絕對值得政府借鑑。

張超雄（工黨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