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遙遙回家路

2020-05-07 00:00
  藝術品被盜,收藏家當然蒙受損失,就如上一期與大家提及的盜竊案,作品價值連城,至今未尋回,大眾失去欣賞機會,也是受害者。不過更大的災害其實不僅是零星的偷竊案,而是長久以來有系統、有組織的國際文物盜竊及走私。
  最近參加了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關於國際文物及藝術品走私的網上課程,其中一幅衞星圖片,只能用觸目驚心形容(鑑於版權關係不方便轉載,各位讀者可以在網上搜尋):地點是敘利亞阿法米亞古城遺址,從高空勘探,只看到無數個如水井口般的窟窿,恍如黃蜂窩,該課的題目就是「數一下窟窿」。中東地區戰火連年,生靈塗炭,昔日之文明古國早已滿目瘡痍,更可悲的是古城文物就算逃得過炮彈,也逃不過盜賊,參與戰爭的各方都分一杯羹,其中包括當地居民。盜墓奪寶罪行存在已久,千百年來經過盜賊與走私集團進入黑市市場,最終「落戶」博物館、私人收藏家手中文物不計其數,大部分無法印證,更遑論物歸原主。不過在今時今日國際間號稱合作,加強打擊走私,加上資訊和科技協助,不少地區的古迹文物卻依然長期公然受到破壞掠奪,實在令人倍感憤怒。
  文物掠奪──特別是直接從遺址挖取──與一件藝術品在美術館失竊,雖然同樣對文化藝術有影響,但本質上是有分別的。從考古學看,一個遺址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物件,而是整體,例如建築和布局、與所在地環境的關係、每件物品的擺放位置及數量等等,要深入了解必須從整體入手,文物被盜走不僅是盜竊,而是破壞了整個考古遺址;從經濟角度考慮,文物遺址是一個城市重要的旅遊資源,特別對經濟條件差的地區,文物掠奪無疑剝削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機會,對民生的影響,不僅是個別失竊文物的價值。何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1年已經清楚列明,文化財產是人類基本人權,我們擁有個人及集體欣賞、學習、參觀等權利,沒有人有資格把這權利搶走。
  所有文明古國,包括中國,都是長久以來的文物罪案受害者,既然悲劇已發生,有甚麼方法讓文物回歸?聯合國的條約或國家、博物館之間的協議是否足夠?中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陸續與各國簽訂協議,堵截文物走私,並協力促成文物回歸,根據內地媒體報道,數十年來中國政府成功追回超過十五萬件文物,近年最矚目的成功個案,是在去年意大利將七百九十多件文物歸還中國。不過,相比中國歷年流失的文物數量,這恐怕只是鳳毛麟角。因為歷史、政治和國際法種種複雜原因,文物從外地回流之路難於上青天。
  課程提及罕有成功例子之一發生在世界頂級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博物館在1972年以當年破紀錄的一百萬美元,向一名瑞士古董商買入一件在意大利出土、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紀的陶製器皿(Euphronios Krater),因為價錢驚人,博物館最初並沒有公布價格或來歷,漸漸引起懷疑,經歷了足足三十年的調查,意大利警方終於證明該器皿是1971年12月被盜墓賊偷去的文物之一,2006年大都會博物館與意大利政府達成協議,2008年文物終於回到故鄉,永久放置在羅馬一所博物館內。
  可惜的是,類似成功案例其實不多。近年偶爾有好消息,不少是民間成功追討納粹德軍從歐洲各國搶掠回來的藝術品,特別是當時富有的猶太人家族。幾十年來,家族後人鍥而不捨,建立數據庫,成立基金,聘請專人四出調查,過程艱辛曲折,但幸而努力並沒有完全白費。這段血淋淋的歷史除了是歷史學家和學者的研究對象,也是電影、電視、小說的素材。
  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成立了一個主要由歷史學家、博物館專家等自願人士組成的組織,來自十四個國家共三百多人,在槍林彈雨下保護藝術品和文物,把它們運到安全地點,他們的英勇事迹在2014年被搬上大銀幕,電影名稱就是當時組織的名字《The Monuments Men》(《古文明救兵》)。另一部《Woman in Gold》(《穿黃金衣裳的女人》)同樣是真人真事,講述一名逃出納粹魔掌的奧地利女士,在1999年控訴奧地利政府,要求歸還數幅大戰期間被德軍從她家裏搶走的名畫,包括克林姆的《Woman in Gold》。以戲論戲,兩部都不是特別出色的作品,也不算忠於史實,不過還是能讓大家感受到戰爭和掠奪對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以至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影響。正如課程的主講教授所說:「追回被掠奪的文物不能夠挽回大屠殺中逝去的生命,但是它能夠為在生的後人找回尊嚴、公平和傳承的權利。」

文:蘇媛
蘇媛,一位業餘藝術愛好者,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學習東方文化和中國藝術,曾參與藝術拍賣、展覽和出版等工作,研究範圍以玉器和近現代中國書畫為主,經常出沒香港和內地的拍賣會與畫廊,遊走於藝術和商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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