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網媒」突發性出現或成新常態

社會政治氣氛激盪，媒體都難獨善其身。在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傳媒變成走在最前綫的角色。最近，多輛疑似「採訪車」出現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家居外，再令媒體身分惹起議論。

幾路人馬守候黎智英

黎智英近日因為涉及多項刑事指控，要出入法院和警署，同一時間，在他住所外面，聚集幾路人馬長期守候。黎智英旗下媒體追訪，指這些守候人馬有自稱是記者，不過所屬媒體過去就鮮有聽聞。傳媒有所謂「第四權」，他們進行「採訪工作」是否順利，就涉及新聞自由。

從法理來說，新聞自由是社會或政治上的概念，有時法例會為新聞工作提供豁免，不受約束。除此之外，媒體仍受法律限制，面對私人機構也沒有任何的保護。過往，傳媒機構獲得方便，主要是約定俗成，互相尊重，以此作為社會或機構文化開明的指標。

媒體記者在採訪時往往獲得方便，過往，記者身分很少引起爭議，因為傳統媒體營運，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要相當，所以數量少，而且廣為人知，對記者行為有一定的約束。自從網媒興起，記者身分出現改變，因為在社交平台，有所謂自媒體的概念，很多機構找一、兩個人都可打造，媒體就如雨後春筍湧現。

無法確定營運者動機

網媒記者急增，初時只是帶來採訪安排上的困難，像立法會的記者會，由於場地和時間限制，開始有登記制度，方便安排。到了社會運動激化，大量穿反光衣的記者在前綫活躍，其間與警方發生不少摩擦，也有網媒涉及安排未成年學生擔任記者等，記者身分開始引起討論。

除了記者身分，大量網媒背後的支持者身分，他們的背景和目標，據聞也引起了注意。現時不少網媒都沒有廣告或訂閱收入，他們主要通過籌款活動獲取營運資源，當中的運作便很難了解。

香港的媒體行業，長期處於高度競爭，其中一個原因是經營者除了商業考慮，營運媒體還被視為有社會影響力，是身分地位的象徵，這些界外效益還較容易理解，但如果支持者不為公眾熟悉，就不存在增加個人知名度或影響力的好處，那麼，他們的動機又是甚麼呢？

每逢大事即應運而生

最近，美國政府內地官媒列為使團機構，認為是管治機構的成員之一，部分內地民營媒體營運都受限制。香港的傳媒體制和內地以至外國不同，管理相當寬鬆，規管主要集中在電子傳媒，報紙雜誌因為有註冊制度，加上營運規模不能太小，還有一定的制約，但去到網媒就差不多變成人人都可以做記者，所以遇到大事就有「網媒」突發性應運而生，可能會成為日後的新常態。

吳順目

全文刊於《星島日報》「拆破傳媒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