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業主疫市加租 基層難捱求助急增

受疫情影響，本港私樓租金跌勢持續，但基層擠住的劏房租金未見下跌。有關注組織近月接獲大批基層求助，逾半表示其租住的劏房業主拒絕減租，甚至是疫市加租。有部分因疫情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基層難抵貴租，急需租金援助，但有個案已申請多家社福機構資助，如經濟情況未見改善，劏房戶隨時下流至露宿行列。劏房租金居高不下，市面上更出現月租賓館較劏房便宜的怪現象，賓館房間最近成為基層的「過渡性房屋」。 記者 郭增龍 林紫晴

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四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按月跌百分之一點四，已是連續八個月下跌，今年首四個月跌幅逾半成。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由於市場上租盤增加，加上疫情對經濟影響明顯，不少私樓業主近月均願意減租百分之五至十，與租戶共渡時艱。

供不應求唔怕無租客

然而，放眼本地劏房租務市場情況，恍如置身另一個世界。在深水埗區從事劏房租盤代理的梁先生直言，即使疫情令整體租金下跌，劏房業主卻一直企硬不願減租，「業主一般是擔心單位無人租，才會減租留客，但劏房業主覺得劏房供不應求，租客走也不用怕。」

事實上，基層在疫情下首當其衝，連交租都有困難。本身任職售貨員的劏房住戶橋姐（化名），今年二月失去飯碗，無奈轉行做清潔，月薪只有五千五百元，惟前業主要求加租至逾七千元，「感覺他在逼遷，上年已經加一千三百元，疫情下再加四百元我真係攞唔出！」她唯有帶着兒女搬走，自四月開始居於太子一劏房，月租五千八百元，幸獲社工協助申請政府及非官方津貼，才能勉強交租。

收入大減求減租被拒

橋姐現有收入低於其租金開支，故她上月向業主要求減租及延遲交租，「業主說他自己工作收入大減，企硬不減（租），但肯等我收到津貼再交租。」手上的租金津貼將近用完，橋姐自知以現有薪酬難以維生，惟疫情下搵工難，至近日才獲另一份清潔工面試機會，最快下月才可上班。她未有放棄尋找較低廉的租盤，惟現劏房租金不減，約一百呎的套房都要五千多元，「我可以點搬？搬去套房的租金差不多，搬屋本身都要錢啊！」
　　
橋姐的情況並非孤例，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堃廉指出，自疫情爆發，不少從事飲食、運輸的基層工人雖不至於失業，但因收入大減，未能如期交租，「他們都有向業主提出減租，卻不成功。最多爭取到凍租，但有些中介堅持要加租二百元。」

加租幅度達4至10%

關注基層住屋劏房聯席近月接獲多名街坊求助，指其業主於疫市加租二百至五百元，加租幅度介乎百分之四至一成不等，聯席組織幹事朱詠妍其後訪問多名劏房住戶，發現超過一半住戶曾向業主要求減租，惟遭到拒絕，「有些業主覺得住戶沒有交租能力，反而要求加租，變相逼人走。」

基層大多從事飲食及零售業工作，疫情間不少人被公司解僱及放無薪假，致收入大減，須靠積蓄過活。朱詠妍表示，有個案自三月起，先後申請「渣打社聯劏房住戶租金資助計畫」及「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靠資助交租，惟對方至今仍未找到穩定收入的工作，面臨山窮水盡的境地，「下個月政府派錢一萬元，他們收到錢亦要即時用來交租。」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戚居偉認為，業主企硬不減租金的原因，除了劏房長期供不應求外，亦看準基層難以支付搬屋所帶來的一筆過費用，「每次轉租都要預備一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及水電煤按金，最少也要過萬元。」他相信劏房戶已有向下流趨勢，「有子女的會繼續堅持租劏房，但單身人士收入大減後，很大機會愈搬愈差，甚至成為露宿者。」

在業主企硬不減租的情況下，梁先生留意到，劏房自六月起出現退租潮，他相信與失業率攀升有直接關係，「有去年租劏房的年輕夫婦，因為失業好幾個月，決定退租返父母屋企住。」他相信劏房業主眼見退租潮持續後，將會減租留人。

賓館日租百五元包水電

劏房租金高企，有基層最近改為入住賓館，月租竟比劏房便宜。朱詠妍表示，目前知悉最少有五名街坊，在退租劏房後入住賓館，「有位中年先生，原本住深水埗劏房，租金連水電要六千多元，住賓館則一百五十元一日包水電，每月不過四千五百元，便宜二千多元。」不過，朱詠妍指出，基層租住賓館並無認可的租約收據，亦難以取得住址證明，將增加申請政府資助的難度。

隨着訪港旅客大減，賓館生意直綫向下，香港旅館業協會創會會長梁大衛直言，現時月租賓館二三千元已有交易，吸引不少劏房戶短租，「有個客做飲食，本身住在新界，因要過海到灣仔打工，見到九龍有月租賓館三千元有找，比起租劏房更平，所以租一兩個月試試看。」

雖然月租賓館或酒店較以往便宜，但吳堃廉表示，這些旅館大多只提供短期優惠，情況猶如過渡房屋，對基層家庭吸引力不大，「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居所。」梁大衛亦指，劏房戶轉租賓館，未有帶動旅館收入，「最多只是租多一至兩間房出去，有好過沒有。」

全文刊《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