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愛國者治港」的內在連續性與實踐要求
2022-07-22 00:00 
保持憂患意識鬥爭精神
夏寶龍副主席的解讀體現出對「愛國者治港」性質和作用的準確理解和運用：其一，「愛國者治港」是習近平「一國兩制」系列論述的「重要論斷」；其二，「愛國者治港」要求保持憂患意識和鬥爭精神，依法打擊破壞勢力，保護香港繁榮穩定。這顯示出「愛國者治港」在香港治理進程中的深廣度和長效性。「愛國者治港」不會止步於選舉制度改革和選舉環節的管治權安全，而必然觸及香港整個自治體系與社會基礎的改革與更新，以深度建構和鞏固「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與社會心理認同。
「愛國者治港」來源於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原創性論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多處可見「愛國者治港」的法理要義和憲制內涵：其一，「愛國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具體而正當的制度形態，是「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其二，「愛國者」有着具體的規範性標準，即「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些經典論述屬於「一國兩制」的初心與原意，屬於香港《基本法》的背景規範與解釋依據。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在論述「一國兩制」要義時多次提出「愛國者治港」的命題與內涵，並付諸包括香港國安法、新選舉法在內的制度實踐，有效推動香港由亂返治，由治及興。此次七一講話，習主席將「愛國者治港」納入「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要素範疇，並與香港管治權安全和長治久安掛鈎，顯示出對「一國兩制」法理要義的繼承和發展，顯示出對十八大以來治港實踐經驗的深刻總結。夏寶龍認為這是習主席關於「一國兩制」的重要論斷，是符合上述的理念傳承與實踐演化之基本事實和索的，顯示出「愛國者治港」從理念到實踐具有內在連續性和豐富發展的規律性。由於正確理解和清晰展現了「愛國者治港」的法理要義與制度內涵，十八大以來的香港治理終於能夠撥亂反正，回到「一國兩制」正軌。
港獨國際路綫續醞釀
夏寶龍提出的保持「愛國者治港」的憂患意識和鬥爭精神，就是在具體落實這一治港原則。從「四個必須」的內在法理邏輯來看，「一國兩制」是法理本體，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是制度方法論，而愛國者治港則屬於高度自治權的根本原則與靈魂法則，是香港自治權正當有效運行的黃金測試標準。從制度現狀來看，香港國安法從法治秩序與社會基本面排除了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的「顏色革命」外部顯性危害，而新選舉法則從選舉環節與管治權源頭上排除了「顏色革命」的內部隱性危害，但被制度性排除的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不可能甘心失敗，港獨國際路仍在醞釀發展，本土極端勢力仍在蟄伏窺探，而外部干預勢力則是在尋找新的干預抓手和矛盾爆發點。夏寶龍提醒我們，香港治理要警惕「賊心不死」，要做到「不留縫隙」，是具有現實針對性和政治敏感性的，是對鞏固「一國兩制」制度安全與保護香港長治久安的負責任的提示和指導。
本質而言，「愛國者治港」是一個系統的制度改革工程，不僅涉及頂層制度設計和改造，還涉及社會政治基礎的改良和培育，以確保管治權安全與人心的穩定回歸。中央講過治港「組合拳」，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根治並未完成，需要從制度面和社會面進行鞏固擴展。「不留縫隙」的物件僅僅是反中亂港勢力，是依據法律界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性團體與個人，並不是針對民主派，但也確實對民主派適應新制度的政治改造和調整提出了時間上和行為上的緊逼性。十八大以來，中央治港即由高度節制逐步轉向有所作為，以「全面管治權」為法理號角，以「愛國者治港」為制度工程，以「融合發展」為整合方法，推動「一國兩制」演變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而近些年因應修例風波而推出的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標誌着中央治港正式轉入積極作為的新階段。
反對派必須轉型「忠誠反對派」
從習近平七一講話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最高原則，以及全面管治權作為高度自治權源頭的法理界定來看，傳統上過於寬鬆甚至偏離「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政治活動空間（不設防城市），必然要在新制度下獲得清晰界定和規制，反對派仍有活動空間，但必須轉型為適應新制度的「忠誠反對派」，捨此並無合法合理的政治生存路徑。夏寶龍的解讀正確理解了七一講話的法理精髓，理解了「愛國者治港」的深廣度和長效性。他強調在打擊反中亂港勢力上不妥協，不打折扣，是為了鞏固和強化「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完整性與制度安全，確保香港繁榮穩定不受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威脅，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效維護，確保類似修例風波的顛覆性事件不再發生，確保香港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與安全得到法治保障，其制度性結果是對香港法治的強化和對有序民主的促進。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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