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暑炎炎,七月的正午,跟隨馬智恆走進大埔三門仔。三門仔的漁民今天大多已經上岸,落戶區內公共屋邨,只有少數仍住在魚排上,每天捕來少量漁獲自用,剩下的或會提到附近墟市擺攤售賣,幫補家計。入村路上晴空無雲,遠方散落十數個魚排。中午時分,往返魚排的小艇靠岸,意味人已離開,剩下一片無人的大海,漁歌的回音,早已盪開。  

  不少關於香港早期發展的歷史文獻中,都寫下了小漁村的一頁,官方亦常以「從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等口號宣傳我城。然而,當年的漁業光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從來都缺乏仔細記錄,提起「漁村」彷彿只為凸顯後來經濟成果豐碩的巨大反差。漁村的歷史於是就像神話一般存在——我們並不了解,但總是念茲在茲,說起來更是振振有詞,信仰般確信無疑。

  紀錄片《岸上漁歌》亦以歷史敍述起始,泛黃的資料片段一晃眼跳接到導演馬智恆(馬仔)在塔門的訪問實錄,以漁歌的吟唱連接兩個時代間的巨大縫隙,馬仔指刻意以大歷史框架引入,正為了提出這個疑問——「我們(對漁村歷史)有印象,但這個印象是沒有內容的。漁民到底是甚麼呢,他們經歷了甚麼,上岸後如何生活?」拉開歷史帷幕,影片聚焦在塔門、大澳、香港仔的退休漁民身上,依循他們零碎的生活片段,以漁歌作為線索,追溯他們昔日的捕魚時光。

  「我曾以一種文化載體去理解漁歌是甚麼,後來跟漁民相處,慢慢走進他們的生活,就發現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的世界不是那樣的。」從人的角度出發,去講這一段有關海上的人的故事,馬仔認為更為恰當。四年的漫長拍攝過程中,隔一陣子便會接到年邁漁民的死訊,有時訪問進行了一半便無法接續,使他意會到漁人與漁歌如何相生相依,「以人的死亡去講漁歌的消逝,這是過程中慢慢產生的想法。」

  漁歌沒有抑揚頓挫的旋律,也沒有樂器伴奏,漁民在歌中以水佬話,以接近吟誦的方式唱出他們的生活點滴。漁民稱之為「鹹水歌」,因為多用於逗女生,在他們眼中都是無用的不文之歌。聽到漁歌的場合還有紅白二事的儀式上,此類漁歌統稱為「嘆歌」,內容由歌者依照固有的調子即席創作,礙於場合亦鮮有被記下。

  漁歌本屬於大海,如今泊岸,片名早帶着哀愁。馬仔四年來走訪塔門、香港仔、大澳等多條漁村,聽漁民們講故事、唱漁歌,穿梭於他們的日常,拍下這部長約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片中主線是塔門的黎伯(黎連壽),鏡頭捕捉了黃昏屋內炊煙冒起、節慶中夫婦二人結伴看大戲等平凡生活場景,漁歌所唱的,看似已跟他們當下的生活離開很遠。

  紀錄片的後段,記錄了黎太的過世,黎伯在客廳靜靜看着電視裏馬仔拍下他跟太太在家裏吃飯的片段,非常傷感的一幕。馬仔認為即使走遍漁村都聽不見漁歌,但漁歌的位置不止於此,「跟黎伯談漁歌,他會說兒女不曉得,但他的女人懂得聽。漁歌內容現在對漁民來說『沒有用』,其實伴隨着他們過往的生活片段,對他們有不同意義,對黎伯來說可能是他跟太太的回憶。」後來黎伯因身體抱恙離開了小島,遷往市區的老人院,不久後亦與世長辭。片中道出了漁歌的散佚之於人,實實在在是這麼一回事。

  與馬仔見面當天,岸邊走過一個正在返回魚排的叔叔,提着一袋盛得滿滿的麵包,跟坐在一旁的我們搭話:「幾十年前,小朋友看見這袋麵包可開心了!」從他黝黑的膚色已能肯定他是漁民,原來他手上的麵包,正是準備拿回家引泥鯭的。他還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旁邊的魚排,笑說四年前住進來一對街上夫婦,他們當年以低於一百萬元買下魚排,每天開小艇泊岸,搭車到城裏上班,颳颱風就住酒店,在他看來十分明智,「不用捱加租,不用付管理費、垃圾費,又儲到錢!」漁民退居岸上,魚排卻住岸上人,漁港已今非昔比。

  黎伯在片中努力地唱出一首又一首漁歌,有時唱着唱着卻忘了詞,其中一首唱到「……大柴灣細柴灣,斧頭劈落又是柴灣,洗淨筲箕撈落米,起頭拋碇又是筲箕灣,大便當小便當,白排對面九龍塘……」似曾相識的地名,原來亦非今天所指,「歌中的柴灣,當年尚未填海,而九龍塘指的是今天的九龍灣。」馬仔解釋。

  四年的經歷,讓馬仔真切體悟到漁歌與岸上漁民生活已然脫節,片中他更一反紀錄片客觀抽離的美學標準,有時走進鏡頭,有時更加入旁白直抒胸臆——「漁歌離開了大海的生活,還會不會有人聽得懂?如果我們缺乏水上人的生活經驗,單從文字與音符,根本不可能明白歌詞中表達的情感。」雖然感慨,但他對漁歌的傳承並不太悲觀,「雖然跟生活脫節,但我們也要懂得聽,會聽就能理解從前。」他不認為漁歌應勉強傳唱,覺得以做標本的心態保留文化空殼並沒意思,「只要會聽,懂得欣賞,明白這些人以前的故事,可以講給下一代聽,這樣已經足夠,理解也是一種保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