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學者硬招抗疫政客佛系誤事

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湖北省成為重災區，中國以硬手對付，經個多月時間，疫情初步受到控制。同一時間，疫症在全世界散播，各國政府被疫症搞得手忙腳亂，意大利染疫的死亡人數更超過中國。最初對新冠肺炎疫情表現得輕描淡寫的美國及英國，相繼採取封鎖城市的措施。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大亂，央行紛紛放水救市，情況比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冠肺炎在中國肆虐，造成很多人染病和死亡，但各國，尤其是西方的領導人仍會重蹈覆轍，讓病毒有機會繼續殺人呢？顯然，這不能簡單用輕視疫情或疏忽就可以解釋，背後有其複雜的必然性。防疫的難題在於決策者必須面對付出沉重的機會成本和醫療體系難以承擔的威脅，稍一猶豫就會失去封殺流行病的寶貴時間窗口。

屁股指揮腦袋決策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當很多決策者身在其位的時候，處事都會以自己的崗位出發，各有不同的重點，形成不同的想法，說得俗一點，就是屁股指揮腦袋。當疫情發展時，有三類人的意見較重要，足以左右大局發展，包括政治人物、技術官僚和學者。他們因為位置不同，在控疫方面表露不同的傾向。學者如病理學家，主要憑專業醫療知識作判斷，出發點比較單一，主要以科學角度，只從控制疫情的方向考慮，他們通常會主張採取最嚴厲的方法，如封城、停止所有社會活動，以阻斷病毒的傳播鏈。他們的惟一目標是壓制疫情擴大、不讓疫情失控，其他事情好像經濟上的巨大衝擊，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都不是重要考慮，所以容易以最嚴厲的方式去對付，甚至寧枉無縱。

這些專家學者的意見，最後多未必會全盤受落，主要是他們的建議往往與負責主事的官僚和政客都不一樣。因為要執行專家的意見，除了技術角度之外，他們還要考慮機會成本。要封殺病毒流行往往牽涉很多公共行政，例如停止社會活動、停課、切斷交通運輸、封城等等，這些安排既涉及龐大的資源支出，也會對經濟造成很大影響。問題是，採取了嚴厲措施，付出了很大的社會代價，到頭來疫情如果沒有預料中那麼嚴重，公眾豈不覺得很冤？受影響的商戶、市民可能怨聲載道，甚至出現防疫愈成功、被鬧愈厲害的狀況。這就像買保險一樣，在未發生意外之前，是否願意付出高昂的保費一樣。

這讓人想起十多年前的「沙士」疫情，香港當時便發生官員被指漠視疫情。當年，做過醫生的香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疫症爆發的初期，曾公開否認疫情惡化，聲稱「沒有大爆發」，最後沙士造成多名市民和醫護死亡，楊永強最後黯然辭職。楊永強雖然做過醫生，但他以官僚的角度出發，面對硬手防疫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便傾向疫情沒有爆發的想法，因為身在其位，他不是說說就可以把事情辦成，大堆的難題和代價需要為自己的研判而應付，當中不少工作甚至會令人覺得力不從心，無法處理。

同樣地，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以至後來在各地擴散，主事的不同官員都要遇上經濟民生的機會成本，以至管治效益的兩難題，結果往往造成反應緩慢的後果。

新冠肺炎傳播到歐美等地，各國政府開始一般表現得不夠重視。當疫情開始惡化，仍有不少國家領袖期望置身事外，像德國總理默克爾和英國首相約翰遜，先後提出所謂「群體免疫」說法，以大部分國民染疫之後會產生抗體的方法來抗疫，這種想法以至美國商貿官員一度認為本國經濟不會受打擊，背後就是希望毋須社會停擺而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事後看來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但當初是一種官僚的典型態度和處事手法。他們一方面擔心當地的醫療系統是否能夠支持嚴厲的抗疫手法，另一方面害怕付出太大的代價，在畏難的心理驅使下，很自然會採取一種不做不錯、船到橋頭自然直的「佛系」心態。

政客的想法與官僚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不同的是政客更多從政治的角度去處理問題，不斷希望操控民意，更多地以政治利益出發，包括迴避壓力和避免承擔責任。特朗普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在疫情爆發之初誤判形勢，錯失控疫黃金期。發覺形勢不妙，就大力催促儲局率先放水救市，這固然與他重視股市表現有關，因為股市好，公眾便會覺得經濟好，可以放心花錢，便可以促進繁榮，對他競選連任有利。同時，也因為救市的機制已一早備妥，與防疫需要擾亂所有美國人日常生活，需要克服大量行政阻力不同，於是就出現取易不取難，下藥不對症的應變方法。當美國的疫情近日吃緊，特朗普繼續打口水戰，把新冠肺炎的起源和責任問題，矛頭直指中國，背後不離製造一個假想敵，讓公眾發泄不忿，轉移公眾對他控疫不力的視綫。

轉移視綫錯失控疫黃金期

香港和鄰近地區經歷沙士教訓，在防疫上較易達成寧緊莫鬆的共識，所以在應對上比西方各國迅速。有熟悉美國情況的醫療專家說，現時美國的防疫工作，實際上由地方的專家着手應對，總統所作的只是政治秀。從防疫的角度這有利提升應對的力度，算是較積極正面的發展，只是變招速度能否追得上疫情變化，仍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萬一疫情未能在短期內控制好，政治操作做得過火，就可能會尾大不掉，變成另一亂源。（特約作者：陳約翰）

全文刊於《星島日報》「港情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