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学者硬招抗疫政客佛系误事

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湖北省成为重灾区，中国以硬手对付，经个多月时间，疫情初步受到控制。同一时间，疫症在全世界散播，各国政府被疫症搞得手忙脚乱，意大利染疫的死亡人数更超过中国。最初对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得轻描淡写的美国及英国，相继采取封锁城市的措施。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乱，央行纷纷放水救市，情况比二○○八年的金融海啸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冠肺炎在中国肆虐，造成很多人染病和死亡，但各国，尤其是西方的领导人仍会重蹈覆辙，让病毒有机会继续杀人呢？显然，这不能简单用轻视疫情或疏忽就可以解释，背后有其复杂的必然性。防疫的难题在于决策者必须面对付出沉重的机会成本和医疗体系难以承担的威胁，稍一犹豫就会失去封杀流行病的宝贵时间窗口。

屁股指挥脑袋决策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当很多决策者身在其位的时候，处事都会以自己的岗位出发，各有不同的重点，形成不同的想法，说得俗一点，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当疫情发展时，有三类人的意见较重要，足以左右大局发展，包括政治人物、技术官僚和学者。他们因为位置不同，在控疫方面表露不同的倾向。学者如病理学家，主要凭专业医疗知识作判断，出发点比较单一，主要以科学角度，只从控制疫情的方向考虑，他们通常会主张采取最严厉的方法，如封城、停止所有社会活动，以阻断病毒的传播链。他们的惟一目标是压制疫情扩大、不让疫情失控，其他事情好像经济上的巨大冲击，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都不是重要考虑，所以容易以最严厉的方式去对付，甚至宁枉无纵。

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后多未必会全盘受落，主要是他们的建议往往与负责主事的官僚和政客都不一样。因为要执行专家的意见，除了技术角度之外，他们还要考虑机会成本。要封杀病毒流行往往牵涉很多公共行政，例如停止社会活动、停课、切断交通运输、封城等等，这些安排既涉及庞大的资源支出，也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问题是，采取了严厉措施，付出了很大的社会代价，到头来疫情如果没有预料中那么严重，公众岂不觉得很冤？受影响的商户、市民可能怨声载道，甚至出现防疫愈成功、被闹愈厉害的状况。这就像买保险一样，在未发生意外之前，是否愿意付出高昂的保费一样。

这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沙士」疫情，香港当时便发生官员被指漠视疫情。当年，做过医生的香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疫症爆发的初期，曾公开否认疫情恶化，声称「没有大爆发」，最后沙士造成多名市民和医护死亡，杨永强最后黯然辞职。杨永强虽然做过医生，但他以官僚的角度出发，面对硬手防疫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便倾向疫情没有爆发的想法，因为身在其位，他不是说说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大堆的难题和代价需要为自己的研判而应付，当中不少工作甚至会令人觉得力不从心，无法处理。

同样地，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以至后来在各地扩散，主事的不同官员都要遇上经济民生的机会成本，以至管治效益的两难题，结果往往造成反应缓慢的后果。

新冠肺炎传播到欧美等地，各国政府开始一般表现得不够重视。当疫情开始恶化，仍有不少国家领袖期望置身事外，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先后提出所谓「群体免疫」说法，以大部分国民染疫之后会产生抗体的方法来抗疫，这种想法以至美国商贸官员一度认为本国经济不会受打击，背后就是希望毋须社会停摆而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事后看来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当初是一种官僚的典型态度和处事手法。他们一方面担心当地的医疗系统是否能够支持严厉的抗疫手法，另一方面害怕付出太大的代价，在畏难的心理驱使下，很自然会采取一种不做不错、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佛系」心态。

政客的想法与官僚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不同的是政客更多从政治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断希望操控民意，更多地以政治利益出发，包括回避压力和避免承担责任。特朗普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在疫情爆发之初误判形势，错失控疫黄金期。发觉形势不妙，就大力催促储局率先放水救市，这固然与他重视股市表现有关，因为股市好，公众便会觉得经济好，可以放心花钱，便可以促进繁荣，对他竞选连任有利。同时，也因为救市的机制已一早备妥，与防疫需要扰乱所有美国人日常生活，需要克服大量行政阻力不同，于是就出现取易不取难，下药不对症的应变方法。当美国的疫情近日吃紧，特朗普继续打口水战，把新冠肺炎的起源和责任问题，矛头直指中国，背后不离制造一个假想敌，让公众发泄不忿，转移公众对他控疫不力的视綫。

转移视綫错失控疫黄金期

香港和邻近地区经历沙士教训，在防疫上较易达成宁紧莫松的共识，所以在应对上比西方各国迅速。有熟悉美国情况的医疗专家说，现时美国的防疫工作，实际上由地方的专家着手应对，总统所作的只是政治秀。从防疫的角度这有利提升应对的力度，算是较积极正面的发展，只是变招速度能否追得上疫情变化，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万一疫情未能在短期内控制好，政治操作做得过火，就可能会尾大不掉，变成另一乱源。（特约作者：陈约翰）

全文刊于《星岛日报》「港情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