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一國兩制」下半場轉向「一國重心」

2022-06-26 00:00
田飛龍回顧及分析香港回歸後遇上的政治問題,並展望來日轉型「一國重心」。
田飛龍回顧及分析香港回歸後遇上的政治問題,並展望來日轉型「一國重心」。

(星島日報報道)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是近年冒起的北京涉港青年學者,也是辭鋒犀利的名嘴。既批香港本土派「學養不足,挾洋自重」,又批建制派有「忠誠廢物」。香港回歸那年,他還是個十四歲的懵懂少年,對「東方之珠」充滿憧憬。二○一四年,他首次赴港擔任訪問學者,由此與香港結緣,也目睹香港逐漸走向激進化和暴力化,最後迎來北京的重拳出手。他說,「一國兩制」下半場正式開幕,中央對港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歷史性轉型。

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田飛龍,對香港的最初印象,來自於在江蘇北部縣城讀小學時接觸到的香港歌曲和影視,在年幼的他看來,那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多元的大都市。香港回歸那年,他讀中二,從央視畫面看到英國米字旗降落,五星紅旗升起,他自稱真切感覺到了「自己濃濃的愛國熱情」。
香港大學生乏國民意識

「雖然對香港充滿期待,我當時其實並沒有去香港的設想,因為我沒有資格,也沒有經濟實力」,田飛龍說,那個時候香港並不是誰都可以去,二○○三年之前,香港沒有開放「自由行」,內地人赴港只能憑公務或商務身分,或者經過特別派遣。「不過,那些對香港回歸之後的美好想像,後來一步步被打破」,他慨歎,到二○一九年修例風波,在內地普通民眾看來,香港的美好已經所剩無幾,「這是非常驚人的變化。」

田飛龍首次赴港,還是二○一四年受香港大學法學院之邀請,做為期一年的高級訪問學者。那年,他三十一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教師。恰逢「佔中」運動風起雲湧。他近距離觀察港大學生會,驚歎於香港校園民主之激進和失序,也從中預感到某種未來的不安氣息。他指出,香港的大學生在價值觀上認同英美國家,整體沒有國民意識,「國家認同感非常低,甚至可以說沒有國家認同」。泛本土化思潮幾乎席捲了所有的高校。他們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世界公民是一個被偽裝起來的殖民地臣民。這就是為何香港回歸之後,國民教育無法推行。」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比較寬容,授權程度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價值分歧。「就中央來講,回歸之後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沒有能夠完成,這種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課沒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國家安全。」他說。而從民主派的角度,他們當初同意回歸,一個保留的條件是,香港回歸後在可預期的較短時間實現立法會、行政長官的雙普選。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他指出,無論中央釋放怎樣的善意,想把香港從過度政治化的陷阱,轉向經濟和民生的議題和軌道,都無法改變香港政治朝着激進的方向轉變。
原有模式實際上失敗

田飛龍認為,這其中有各種因果關係的相互纏繞,有回歸以來中央治港跟民主派追求雙普選之間種種鬥爭和不信任,包括外部勢力干預帶來的一步步撕裂、怨恨和泄憤,青年本土主義也加入進來,完全無視一國兩制框架中,不能去觸動的一些底綫和界限,「這樣導致依靠香港本身法治的力量,靠香港社會包容的力量,已經走不下去了。」

「二○一九年借助某個偶然事件爆發的全社會性的暴亂,給出一個訊號,即香港一國兩制的原有模式,實際上是失敗的。」他指出,「由於(原有模式)無法走下去,倒逼中央祭出組合拳,引入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全新的屬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制度體系來。」

針對當前中央對香港的治理,田飛龍認為,遠遠稱不上是精細治理,而是相當於在做「去殖民化」的補課。他相信,香港國安法和選舉法延誤了二十多年,此時「回歸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無論補課式新法治的推出,還是對教育體系非常緩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奏效。」
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習近平執政之後,「一國重心」的重心也發生變化,這從香港回歸以來中央發表的兩份白皮書就能體現。二○一四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制權」的關鍵概念,「這是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不可能提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個巨大轉折,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二○二一年底發表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旗幟鮮明地講清楚了香港民主的原則和基礎以及如何發展。他相信,這顯示習近平新時代已經對「一國兩制」發展規律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將「一國兩制」同國家戰略和體制的大變革緊密聯繫起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重大歷史性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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