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聯「港講訴 Time to Heal」訪談系列（四）】「先識別後轉介」過時 研新模式應對精神海嘯
2020-07-02 00:00「先識別後轉介」是沿用已久、向情緒受困的年輕人伸出援手的模式。但社會事件及世紀疫症引發的「精神健康海嘯」洶湧而來，舊有模式能否承接年輕人的需要？
鄭：香港心理學會臨牀心理學組主席鄭寶君
張：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張家寶
「先識別後轉介」模式是否足以妥善回應這大時代的精神困擾？
鄧：我們一直假設社會相對平和，人際間信任度高，校長只要尋找資源作出配對就好。但顯而易見的是，香港今非昔比，學生對系統不信任，舊有的模式仍可行嗎？這是我所擔心的。
張：即使以往，也有學生以「垂直、zic zac、圓圈」等填法來敷衍了事。識別工具有效與否，取決於填表人是否願意打開心窗，而若問卷要求留名，那麼學生還要知道自己將向誰坦白。有些學生甚至會在自己的問卷上故意填上其他同學的名字。我不否定識別工具的價值，但在缺乏信任基礎下，要怎樣用才有效呢？這是我們要深思的。學生會問，填識別問卷有甚麼意義？高分代表我有問題嗎？如果我自覺沒問題，那為甚麼要給你識別？
鄭：作為臨牀心理學家，我一般會告訴年輕人，所謂識別工具，只是用來理解他多一點，分數並不代表甚麼。我們怎可能用九條問題去量化一個人？舊有的「先識別後轉介」模式沒效了，正如我們都回不了一年前的社會。
年輕人都不信任大人了？
張：學校社工常被學生視為學校的「爪牙」。去年九月，同事在中學做簡單識別，請學生寫出心聲。有低年班同學叩問社會為甚麼會變成這樣，覺得人生沒希望。也有同學直言死了更好。前線有前線的擔憂，沒出去的也有沒出去的煩惱。年輕人都變得很敏感，有時社工因為擔心他們，說一句不認同的話，他們就會退縮，不願再溝通。
有同事跑去支援參與罷課的學生，負責的主席同學直言：「這陣子大家都承受很大壓力，如有需要可找社工，但千萬別甚麼都告訴他。」同事於是每天都經過那群學生的班房，每天都去打招呼，直至學生主動來叩門，接着連主席同學也來傾心事了。我們都得用幾倍的時間來建立信任。
鄭：除小部分私人執業外，香港大部分臨牀心理學家都任職醫院或政府機構，同樣被視為建制中人。記得有「衝衝子」來見我，連在哪裏讀書都不肯說，全無信任可言。我告訴他，想講多少就多少，也得保障自己。我們之間有權力差異，必須讓年輕人明白自己的權益。我們見了四次，經歷漫長的過程，釋出很多的善意與尊重，他才願意提起在警民衝突現場的經歷。
鄧：香港年輕人受西方教育洗禮，民主自由早植根，大家回想人生首次一人一票選舉，很可能就是在學校發生。九七前或回歸初期，學校慢慢由填鴨教育，轉為多討論多合作模式，講求共同建構知識，不一定有標準答案。二〇〇〇年教育改革，推動自由民主是目標之一，引入校本管理是分權的過程。我們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傳授西方普世價值，到他們踏足社會，卻是兩碼子的事，那你想學生怎樣？香港教育其實很成功。
事情發展至今，掌權者覺得是學生的德育及價值觀出了問題，自然想重新集權，課程愈管愈緊，中史得獨立成科，國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必須上馬。學校是公營系統的一部分，會被視為是執行政府指令的工具，學校和學生的張力會愈來愈大，這是學校的困局。
面對不被信任的僵局，怎樣的新模式才能應對精神海嘯？
鄭：業界不能再專注於個人的行為情緒困擾，應由全人角度出發提供支援。社會事件後，我每次接觸病人，內心都會帶着一個小小的提醒，每個香港人都經歷了瘋癲的一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
大家都成長了許多，特別是學生，遠比我們想像中厲害，大多帶着強烈的使命感，而他們確是未來社會的持份者，為自己的將來發聲，無可厚非，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處境和需要。如果我們還自恃「食鹽多過你食米」去說教，死得。我們需要合力建構一個集結資源的平台，引入青少年參與，一起討論資源運用，由他們決定怎樣幫自己。否則我們這群「老餅」只會留在雲上拼拚命做，完全無法着地。年輕人白辛苦，我們白忙。
張：有同事在學校很受歡迎，學生有事第一時間找他，原因是他曾經幫助被捕同學。也有同事因為在集會現場碰見學生，相對容易得到信任。至於中層人士，我只求自己別過早自我審查，未收到投訴前先別退縮，慶幸在這位置上，暫時還有一點自主度。
鄧：早前有位舊生回來探望，他正在劍橋大讀唸社會學博士，有番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我今年二十七歲，都無法了解十七、十八歲的學生，我們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校長，像你這年紀的人，經歷過最美好的香港，人人講制度，法治清清楚楚，專業都謹守崗位。
如今的年輕人開始懂得關心社會時，已是曾蔭權或梁振英時代，他們從未見過美好的香港。」這或許正是很多人投身社會運動的原因。
如果要重燃年輕人對社會的信心，先要讓他們知道，社會上仍有成年人願意和他們同行，聽他們說話，從他們的角度去想究竟有甚麼可做，令香港變得更好。最簡單一句，我們不會放棄他們，亦期望他們別放棄我們。（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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