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經時事分析】理順協作加強培訓 抗疫戰線延至社區

新型冠狀病毒（下稱新冠肺炎）爆發，令服務本已供不應求的公營醫療負荷更大。香港多年來被指過度依賴公營醫療系統，但其實部分服務正由私營醫療機構及扎根社區的基層醫療服務提供者分擔，只是當中尚有一些困難有待解決。

本港醫護人手及醫療設備不足，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醫院系統的負擔可謂百上加斤。在疫情期間，公立醫院的負壓病牀使用率屢見新高。另外，多所公立醫院的負壓系統在疫情期間一度出現故障，隨時影響病人及醫護安危，可見公立醫院在處理緊急狀況時，仍有不少改善空間。

另一方面，對抗疫症的責任，同樣需要私營醫療機構分擔。在疫情期間，醫管局安排部分合適的公立醫院病人分流到私家醫院，但有醫生指出，分流措施成效低，擔心疫情後積壓個案拉長輪候時間。

除了私家醫院，家庭醫生也有一定角色。因為他們是患者的第一接觸者，可以充當「守門人」，改善市民對疫情風險的了解和認知，並通過與政府和領導者的協商與銜接，以準確和真實的方式告知公眾疫情風險，反映公私營協作密不可分。

雖然本港目前已推出多個公私營醫療合作計畫，但成效並不顯著。智經早前發表研究報告，探討了英格蘭、澳洲、新加坡、加拿大、荷蘭、以色列和中國內地發展基層醫療的經驗，當中亦有提及公私營合作的做法，在新冠肺炎加重醫療系統負荷的當前，或可為香港帶來啟示。

醫管局目前已推行八項公私營協作計畫，但部分計畫的成效未如理想。以「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畫」為例，截至一八年年底，共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病人退出計畫，佔參與計畫總人數約百分之七點三。另外，有參與病人反映，因每次覆診時醫療機構會安排不同的醫生，故未能與一位固定醫生建立穩定長久的醫患關係，意味計畫無法達到推廣家庭醫生概念的目的，這或許與欠缺有系統的協調有關。

面對同樣問題，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參考。該國政府於〇九年成立獨立機構，專責協調各項醫療健康服務，並於一八年推出基層醫療網絡，協助私家診所以網絡形式組建團隊。當地政府近年亦推展家庭醫學診所模式，診所有多名普通科醫生駐診，並由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提供全面醫護服務，三間公營醫療機構則負責各方面支援，達至全面的公私營協作。

在疫情下，本港公私營協作的成效亦不顯著。雖然政府早前將「加強化驗室監察計畫」擴大至私家診所及私院，以收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的呼吸道樣本，但有私家醫生表示，私家診所的參與並不踴躍，原因是初期政府安排混亂。另有家庭醫生慨歎衞生署未有提供支援。可見縱使雙方有意合作，但落實時仍要克服不少障礙。

在新加坡，家庭醫生在對抗疫情上肩負早期發現和隔離可疑病例的角色。在今年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期間，基層醫療網絡從近五點七萬名病人中，確定了一百二十五個懷疑案例，當中三人確診。而就非懷疑個案，網絡團隊的醫生亦會以電話跟進，一旦發現病人情況變差，便會立即經公共救護車服務送往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進一步治療，可見透過緊密合作，包括家庭醫生在內的基層醫療團隊，可將抗疫戰線由醫院延伸至社區。

家庭醫生除了參與抗疫，也能有效支援跨專業醫護團隊提供服務。但要獲得公眾的信任，家庭醫生必須通過持續的培訓和專業發展來強化其能力。可惜現時香港的相關培訓，似乎仍未能切合社區所需。

一五年調查顯示，在曾接受或正接受專科培訓的醫生中，僅百分之八點六選擇家庭醫學。另在一六年，只有一千零九十一名醫生獲發「普通科醫生自願延續醫學教育計畫」證書。由於社區和私營界別缺乏資源提供進修培訓，醫生接受持續進修或家庭醫學訓練的意欲亦不高，對發展家庭醫學構成挑戰。

現時，在香港培訓的醫生雖然修讀本科課程時已有家庭醫學部分，但若要深造有關家庭醫學專科知識，便需要額外修讀課程，或接受六年的專科培訓。而在加拿大修讀家庭醫學專科的研究生，駐院實習只需兩年，這或是加拿大家庭醫生數量充足，以及醫科生樂於從事家庭醫學專科的原因之一。

總括而言，無論疫情存在與否，本港公營醫療系統遠超負荷乃是不爭的事實，政府有需要檢討現有的醫療政策，包括積極推動公私營協作，以及進一步擴大基層醫療在社區層面的作用，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負擔。

（全文見智經研究中心網頁：www.bauhi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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