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童自杀︱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倡巩固校内「守门人」机制 识别学生求助与自杀警号

「我们只是叫学生积极正面，这个社会又是否积极正面？」学生自杀率飙升揭社会悲歌。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接受专访时表示，近年社会及学习气氛压抑，疫下「封城」限制社交活动，学生变得孤立无援，严重影响精神健康。随着政府陆续推出应急机制，她同意各界日渐增加对议题的关注度，但长远而言，学校须巩固校内「守门人」机制，尽早识别及协助高危学生始能治本。 

记者 卢嘉颍

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接受专访时表示，近年社会及学习气氛压抑，疫下「封城」限制社交活动，学生变得孤立无援，严重影响精神健康。

教育局月初披露，截至上月接获高达31宗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属近5年新高。

近年本港经历疫情、社会运动、移民潮等，社会笼罩负面气氛。

何玉芬称，当一连串负面事件接踵而来，学生累积「创伤经历」。

身兼中学校长的何玉芬亦留意到，港生学习压力不容小觑。

面对社会及学习环境气氛低迷，何玉芬慨叹「我们只是叫学生积极正面，这个社会又是否积极正面？」

 

教育局月初披露，截至上月接获高达31宗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属近5年新高。何玉芬于专访表示，意图寻短的实际学生人数远超个案数字，「这个数字底下有很多尝试自杀，但不成功的个案，有些人临时煞停，或被家人、教师、朋辈救回。」

负面事件造成创伤

近年本港经历疫情、社会运动、移民潮等，社会笼罩负面气氛。何玉芬称，当一连串负面事件接踵而来，学生累积「创伤经历」，加上疫情期间实施社交距离措施，无从抒发情绪，便逐步蚕食他们的心灵健康，「疫情时大家都困在家，对人或人际间产生负面影响，构成精神状态的冲击。」

身兼中学校长的何玉芬亦留意到，港生学习压力不容小觑，归咎华人社会充斥「比较文化」，「家长比较子女的成绩、课外活动、让子女返两间幼稚园等，他们都想子女好，但都迷失了。」学生在高压环境下，容易「怕输怕错」，活得小心翼翼，「当人人都很叻时，很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她表示，曾有成绩不俗的中六生，终因学业与人际压力爆煲而放弃应考文凭试，断送前程。

面对社会及学习环境气氛低迷，何玉芬慨叹「我们只是叫学生积极正面，这个社会又是否积极正面？」随着文凭试逐渐逼近，她邀约中六生对谈，了解他们的应试心情及校园生活，均指友情是其生活重心，「大家都知道对方辛苦，但会互相鼓励。」她指健康的人际网络如「防护网」，「有些学生有事未必第一时间想跟老师讲，所以朋辈角色很重要，彼此相互影响。」

共建正向校园环境

政府先后为高小学生推出《精神健康素养资源套》，以及在中学推行「三层应急机制」。何玉芬认为，新措施出台反映当局意识到学生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但长远仍靠「全校参与」，由校长、教师、社工，甚至同学等成为「守门人」，识别学生的求助与自杀警号，「让想轻生的学生当刻有想联络的人，有一个渠道即时求助。」

何玉芬表示，随着疫后复常，大部分学校积极举行正向治疗、失败日等活动，教导学生如何面对难关，增强他们与同侪的联系。然而，仍有少数学校零推广，「有些学校指『我们已经很忙了』，认为没有必要。」她强调，建立正向校园环境，改善学生精神健康需要多方合作，更要持之以恒，「不要觉得当数字回落，就是没事。」

 

办音乐会参观坟场 生命教育活动纾压

常言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学生吸收知识以外，更要学习面对环境顺逆。身兼中学校长的何玉芬表示，时下师生的课程繁重，冀通过举行校内音乐会、参观坟场等生命教育活动，建立正向校园气氛，助他们排解压力，「找回人生意义」。

执教鞭逾30年的何玉芬认为，学生的校园生活不应只为追赶成绩，故筹办学术以外的活动，让学生发挥所长。她举例，今个学年于上学时段设立「音乐角」，让学生每天藉着音乐，清空内心的郁闷再开始上课，「通过听音乐将情绪定下来后，便不容易被外界的事影响」；同时让学生发挥所长，「让他们知道自己被看见。」

教师福祉亦要关注

此外，鉴于教育局近年优化高中4个核心科目，该校亦善用腾出的课时进行价值观教育，例如带领学生到坟场进行观察，由教师引导学生反思生死概念，以及生命的意义，「课程指导下，学生会在谈人生意义和目标，都是做些基础的防御工作。」

学生之外，教师亦是学校重要的一员，故何玉芬认为教师的福祉同样要关心。她举例，曾安排教师在发展日进行「影子工作」，如分组到凉茶铺等店铺担任一日店员，离开惯常的工作环境，循另一个角度观察生活，重新留意平日因忙碌而忽略的人事物，领略生活的乐趣，「老师一样要人际联系、要有目标和休息，才不会觉得工作是『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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