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想teen开｜教育制度的反思

记得我是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考会考和高考的。那时候，甚少同学有补习老师，更遑论参加大型补习社。那个年代，超过九成的同学出身草根阶层，他们是自己努力读书的。就是升上大学，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住公屋，大部分都是传统津贴和官校的学生。那时的社会是有上游机会，大家都在差不多公平的平台努力。

我觉得那时的考核制度较为合理，你只要语文（包括中、英文）及格，而大学收生着重选修科的成绩。我班不少同学理科成绩抡元，但语文科仅仅及格。他们不少成为出色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反观今日的「神科」学生，除了从外国回来或念国际学校的那批，DSE基本上要中文、英文、数学和选修科目，都取得优异成绩。

「全才」的学生根本不多，结果不少「理科尖子」因语文科考得不好而被大学摒弃，这些都是无谓的牺牲，真是令人很痛心。若果钱锺书生于今日，因为他数学不及格，一定不会获清华大学录取。

比这更荒谬的，是语文科的评核。我在中学会考时，中文拿甲等成绩。我没有花很多时间温习中文科，我相信我的中文作文和阅读理解一定取得高分。我只是阅读很多闲书，所以作文方面像行云流水。

二○一六年香港青年史学家年奖，梁文辉和张灏洋获得这殊荣。张灏洋在传统名校喇沙书院就读，因为他和我小儿同班。那一年，他在DSE的中文作文被评为第二级。「妈妈，张灏洋的中文比老师还好！」「我在学校考得中文第二名，但我DSE作文得第三级，比张灏洋高一级！」小儿说。「为何会这样？」我问。「可能我们不能扣题，或是内容不符合考评局的评分方案。」儿子说。

回归后已经二十四年，教育真是一个大败笔。孩子不懂中国历史，没有民族认同。我们的考试制度制造一批又一批的失败者。今年我看到很多学童移民英国或加拿大，很多人不是为了政治因素，而是为了外国更健全的教育制度。

希望我们有破釜沉舟和釜底抽薪的决心，把教育制度引回正轨。因为教育永远是国家社会最重要最宝贵的投资。电邮：[email protected]

苗延琼
作者为私人执业精神科专科医生，育有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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