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栏】非洲抗疫之路

人类抗疫之路从来不易，二○二○年新冠肺炎于全球爆发，迄今死亡人数超过一百六十万，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悲剧。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穷困地区人民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往往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二○一四年，非洲爆发大规模的伊波拉疫情，香港出生的英国牛津大学病毒及免疫学博士蔡文力毅然远赴西非的塞拉利昂，义务负责伊波拉病毒测试，他将自身经历写成《非洲抗疫之路——一位香港病毒免疫学家的见证》一书，开首第一句便是「献给所有前綫和医护人员」。

蔡文力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大学修读生物化学，后来走到牛津从事科研，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实验室工作。忙碌的研究工作固然满足自己的兴趣，但他不断问自己「究竟这个世界需要甚么？」及后他决定辞职，到处游历，并到不同医院担任义工。刚巧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很多病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更推算，在最坏情况下，全球可能有超过一百万人感染伊波拉病毒。为了阻截疫情蔓延至全世界，蔡文力自告奋勇前往西非，救治当地的伊波拉患者。

西非是全球其中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医疗设备及基建严重不足，全球多个发达国家与非牟利组织均派员前往西非，更于塞拉利昂设立伊波拉病毒治疗中心来隔离与治理病人，一个个白色帐篷犹如小型联合国。治疗中心按传染风险分为红、绿、白三区，其中红区是病人进出的地方，危险程度最高，医护人员有机会触碰病毒污染物或病人排泄物，所以进出时需要佩戴全副保护衣物，不能露出任何皮肤。蔡文力负责在实验室化验病人及疑似个案样本，在红区与绿区之间穿梭，但整个工序最危险的是脱去保护衣物，因为每脱下一件衣物，都必须使用漂白水冲水，过程至少要花半个小时，连内衣裤也湿透。

除了病毒化验工作，蔡文力团队更在当地展开疫苗临牀实验和接种工作，但过程中最难是赢得人们信任。幸得翻译员及社会学家费尽唇舌，才成功说服其中一位村长接种「第一针」。后来村民得悉村长打针后身体并无大碍，渐渐相信团队，令愈来愈多当地人愿意参与临牀实验，改变原有的看法。

随着塞拉利昂最后一位伊波拉病人出院，当地长达一年的伊波拉疫情最终于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结束。这次西非抗疫经历改变了蔡文力的人生轨迹，更令他爱上塞拉利昂这个国家，及后他继续为当地人制造义肢、推动太阳能资助计画等，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让蔡文力的生命绽放更多光采。

文章刊于《星岛日报》12月21日教育版专栏「阅读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