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相传不灭 「传承人」任重道远

港府近年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推广，更有意为一众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传承人，制订认定机制及准则。有学者认为，相关部门要先为「传承人」下定义，亦宜思考传承人的数目，以及其权利与义务。部分项目以集体形式流传，如本港有近万间茶餐厅及快餐店供应港式奶茶，不能认定哪一间才是「正宗」；不少手艺仅馀几位老行尊传承，若要肩负推广重任，或有难度。有推广非遗的组织认为，认定传承人与否，也要继续做好非遗推广及教育工作，亦盼有关部门提供更多资源培育人才，让年轻人成为非遗推广的新力量。

政府上月底公布《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提及要推广岭南文化特色，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包括推出「香港非遗月」，更会制订「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传承人」的认定机制和准则。

现时香港共有24个非遗项目被列入「代表作名录」，包括粤剧、长洲太平清醮、香港天后诞及扎作技艺等（见表）。蒲窝青少年中心连年举办非遗传承工作坊，其董事蔡德升指，制订认定机制和准则有不少好处，如过去筹备活动时都难以接触到坊间的非遗传承人，而各人对同一个非遗项目，都有不同演绎及技艺处理手法，「若然日后有官方认证，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和公众都可有根据地联络相关传承人合作。」
难有统一方案套用各项非遗

有推广非遗的学者认为，订立认定机制和准则，除了要先为「传承人」下定义，相关部门宜思考传承人数目，以及其权利与义务。

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立法会议员刘智鹏指，设立传承人认定机制，等同让各个项目有代表人物，对本地推广非遗有一定好处，但他举例，各个项目未必只得一位合适的传承人，也有项目有不同门派，如现时香港有多位制作中式长衫的资深师傅，「可否有多于1个传承人？同一门派又可否派出多于1个代表？」岭大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助理研究发展经理黄君健亦言，政府相关部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不会精通所有项目，难有统一方案套用于拣选各项非遗的传承人。

参考中国，文化与旅游部于2020年3月施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定义传承人要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计划传承责任，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管理办法》亦详细订明4项符合「传承人」的条件，包括长期从事非遗传承实践并熟练当中知识和核心技艺、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并培养后继人才，以及必须爱国敬业，遵纪守法；从事非遗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不得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冲奶茶有秘技 9000店难定「正宗」

多位非遗推广专家和资深师傅皆认为，香港情况跟中国有异，相关指标不能「搬字过纸」应用，而认定传承人也有不少困难。蔡德升指，非遗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知识类非遗项目以集体形式流传，即该知识文化已与大众日常生活高度融合，并衍生出不同演绎模式，难以决定唯一正统的传承人及其知识作为项目代表。

以港式奶茶制作技艺为例，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指，现时本港有逾7000间茶餐厅及超过2000间快餐店供应港式奶茶，不能说明哪一间才是「正宗」。他以协会举办奶茶冲泡比赛「香港金茶王」为例，每位师傅都有秘技，评审会严格检视各参赛者冲奶茶的基本功，如拼茶、捞茶及冲茶等，再加上奶和茶的平衡度，成品是否色、香、味俱全，而作出评分，「难以说明谁是港式奶茶传承人。」

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张国雄博士积极推动客家话及围头话传承，同样不太明了该如何确立传承人。他指，过去没有录音机，口头传统或民间歌谣，都是靠口耳相传或以古书记录发音流传至今，现时仍然以各种方言为母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香港仍有人以客家话来沟通，围头话的使用则相对较少。」他坦言，部分语言是一代传一代，过去从未有人自称传承人，即使官方成功确立到某位客家人成为传承人，必定有人质疑其说法是否正宗，而相关人士经已年老，难以肩负推广重任。

要传承人积极参与推广工作也有难度，黄君健举例，现时有4至5位师傅活跃于扎作圈，但业界全年皆是旺季，「大家是以扎作为生，推广都要额外安排时间。」他又指，部分非遗项目青黄不接，如蒸笼有2至3个老行尊，其中一位已经90多岁。
客家话围头话保育或靠AI

张国雄同样慨叹，语言文化的传承不能强求，因为有兴趣学习方言的人不多，「20年后，不少懂得说客家话或围头话的长者老去，相信更难听到这些本土语言了。」他分享，其协会近期开发文字转语音的人工智能软件，邀请多位本土语言母语者协助，盼用技术保留个中的精髓，「但日后若语言式微也没有办法。」

有从事推广非遗工作的专家认为，订立认定机制存有隐忧，因为传承人或会获得资助，以推动非遗传承，成为令各人「争夺」传承人名衔的诱因。他以日本称为「人间国宝」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为例，当地政府每年会向他们发放200万日圆（折合约10万港元）特别资助金，让各人可以专心做好研究及传承工作，「日本认定好严格，是一种对非遗传承人的尊重。」他续说，被认定成为「传承人」，或为当事人带来更多传承非遗的工作及收益，若然标准列明该传承人的子弟才有机会「接棒」相关名号，或牵连甚广。

即使将来会否订立传承人认定机制及准则，一众专家认为，首要条件是继续做好非遗推广及教育工作。蔡德升认为，除了坊间推广工作，相关部门也要举办定期的非遗活动，确保文化项目能长期存在于公众视野中，以增加公众参与度。据他留意，现时年轻一代对文艺创意产业有相当大的兴趣，也愿意投身于保育及推广非遗的工作，盼有关部门提供更多资源培育人才，「让他们成为非遗推广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