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4年换来两个半 低资必须「动手术」

最低工资正经历四年冻结期，有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由三十七点五元上调至四十元，若经行政会议通过，将于二○二三年五月起实施。由三十七点五元上调至四十元，加幅约为百分之六点七，但不要忘记，这是合计四年的加幅，底层劳工苦等四年只得到二点五元的调整，仅仅看齐通胀，实在难言满意。

香港是富裕社会，但劳动市场却一直处于「强资本，弱劳工」的悬殊格局，底层劳工不但没有「半斤八両」的公平待遇，反而屡遭剥削，无法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

今次的低资检讨，再一次印证特区政府必须主动担起保障劳工的责任，尽速对低资制度和检讨机制「动手术」，才能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嘱托：「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法定最低工资制度自二○一一年五月一日起实施，然而十一年过去，在职贫穷问题却愈趋恶化，在约一百六十万贫穷人口中，竟有一半即八十万人属于在职贫穷。

工联会一直推动政府完善低资制度和检讨机制，简而言之，就是要求低资水平能够维护劳动尊严，高于综援，高于贫穷，而加幅须高于通胀，并朝「生活工资」和高于时薪中位数水平发展。

有组织二○一八年曾发表研究报告，认为若要为基层劳工及其家庭提供较体面的生活，满足基本需要，「生活工资」应为五十四点七元水平，若今日再行研究，相信将高于此数。

遗憾的是，假设今次低资水平底定为四十元，与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工资」比较，存在极大差距。一个四人家庭，两人每日工作八小时，每月工作二十六天，辛勤赚取低资，家庭月入仅仅是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元，仍然低于两大两小家庭每月近一万七千元的综援额，若再加上昂贵的租金支出，绝对是捉襟见肘，更遑论养家，过体面生活。
低资家庭收入仍低于贫穷綫

根据扶贫委员会公布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四人家庭的月入贫穷为二万零八百元，低资家庭大幅落后二成五。最低工资制度的原意是要消减在职贫穷，免工资过低，但现实情况是低资家庭的收入处于贫穷以下，这种政策的相互排斥和自打嘴巴，实在急需纠正。

政府一直以来的口径，就是调整低资时要顾及商界，考虑劳动力和竞争力等，又以呼吁申请在职家庭津贴作为补救低资不足的方法。低资制度的原意就是防止工资过低、保障基层劳工有合理收入，如今竟然要取东墙补西墙，证明现行低资制度是完全失效。

政府在低资谈判上一直是隔岸观火，没有以扶持弱势基层劳工作出发点，致使出现低资冻结四年的情况，造成荒谬现象的关键之一就是「两年一检」。低资谈判是艰辛的角力，政府不肯担当主导角色扶持弱势，一旦劳资未达共识，低资便面临冻结，「两年后再拗过」，底层打工仔女在连年通胀的环境下变相「减薪」，愈做愈穷，试问又如何过上尊严生活？
工联会倡设「保底机制」

以今次检讨为例，若劳方不接受四十元水平，低资分分钟再冻结两年，劳工界只能勉强接受，也是无奈接受。事实上，不少已发展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英国及法国等，对低资都是采取「一年一检」方式，而本港公务员薪酬同样是「一年一检」，执行并无技术困难，为甚么对最低工资又做不到？

劳资就工资拉锯无可避免，但政府大可在机制下工夫，避免底层劳工等来等去「得个桔」。工联会倡议设立的「保底机制」就是一个可行办法，当劳资谈不拢的时候，政府便要发挥行政主导，以不低于通胀水平进行调整，可以免却连续冻结的不合理情况再次出现，令底层劳工的薪酬有最低限度的公平和公道。

习主席明确指出，特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要让基层市民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政府必须拿出魄力和决心，勇于打破固有利益藩篱，才能建立起公义社会，让大家都相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黄国
工联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