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保释上诉案 终院押后颁布裁决

(星岛日报报道)多罪缠身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后被控欺诈罪及《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高院法官李运腾早前批准黎以一千万港元保释外出，律政司认为李官误解《国安法》条文，决定上诉至终审法院，终院五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昨正式展开聆讯，亦是首席法官张举能履新后首宗案件。律政司强调《国安法》第四十二（二）条的保释门槛比《刑事诉讼条例》高很多，而该《国安法》保释条款前提是「不得准予保释」，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再犯，惹来五名法官不断追问，是否违反《国安法》便不可以担保外出。五名法官听毕双方陈词后表示需时考虑，押后颁布书面裁决，黎智英须继续还押监房看管。

本案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及霍兆刚、非常任法官陈兆恺及司徒敬处理，黎智英的律师团队包括资深大律师黄继明及黄佩琪、大律师李少谦，律政司则派出周天行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高级检控官张卓勤及检控官陈颖琛作代表。

署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指出，《港区国安法》不可被司法覆核及不受本港法院干涉，是次上诉只希望终院正确诠释《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二（二）条。周认为批准黎智英保释的李运腾法官犯了原则上错误，因为李官在处理首宗国安法被告唐英杰的保释申请前已指明，自己在没有考虑到《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二条的情况下，仅考虑《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及被告背景资料，已认为被告在保释期间有重犯或潜逃机会，便拒绝唐英杰保释申请。

周指，李官理应把保释申请分两阶段处理，「保释两部曲」是首先法官必须有「充足理由」相信黎智英不会再犯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才可准予保释，然后再考虑《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九G条，即法庭有「实质理由」相信被告有骚扰证人、重犯或潜逃风险时，毋须批准保释。

周称《国安法》第四十二（二）条理应凌驾于《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九G条，法官在第一阶段不应考虑被告需获准保释，而是应该考虑被告需要被还柙，然后再考虑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再犯。而重犯或潜逃等风险并不能透过任何保释条件来消除，周亦坚称《国安法》仍有「无罪假定」，故符合人权法。

周亦指，法庭在考虑「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再犯」时，控方没有举证责任，更何况被告会不会再犯是未来的事，法庭不应该估计未来。法庭考虑保释决定时，同时不应加入保释条件作考虑，即使法庭能控制被告的居住地点、所使用的数码装置、可见面的人、可看的书籍，但仍没有任何保释条件可以确保被告在保释期间不会重犯。

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黄继明则反驳称，法庭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再犯的举证责任在于控方，若法庭接纳处理保释申请时考虑保释条件，李官批出保释予黎智英便属正确决定。本案既然控方没有证据令法庭有「充分理由」相信黎智英会重犯，根据「无罪假定」及「人身自由」的考虑，理应批准保释。黄认为《国安法》第四十二（二）条并不能像律政司所指，分为两个阶段来诠释，理应整句考虑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犯案，否则不得准予保释」。

黄同意律政司一直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亦同意违反《国安法》后果严重，但李官在唐英杰案已表明《国安法》四十二（二）条并非绝对不给予保释，而是法庭在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会重犯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便能批准被告担保，而李官考虑保释申请时并没有把国安元素排除在外。黄指被告提出保释条件并非代表被告自认有重犯或潜逃风险，而是保证自己不会重犯或潜逃，以保释条件的方式来减低其重犯或潜逃的可能性。一旦律政司在每单国安法案件均指违反《国安法》属严重罪行，便建议法庭不应批出保释，其实变相所有国安法案件都无法批准被告保释。

案件编号：终审法院刑事上诉一——二〇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