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院：「夥同犯罪原則」不適用暴動非法集結罪

　　(星島日報報道)年初二旺角暴動罪成判囚七年的被告盧建民以及前年「七二八暴動」罪脫夫婦中的湯偉雄兩案早前終極上訴至終審法院，爭議暴動及非法集結罪中「夥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涵蓋「哨兵」及「家長車」司機等，結果將左右日後兩罪定罪門檻，影響數以百計示威者案件裁決。終審法院昨公布判決，裁定檢控毋須證明暴動群眾為「夥同目的」而聚集，暴動和非法集結罪中並不適用「夥同犯罪」原則，單純身處現場並不招致任何刑事責任，惟如身處現場透過說話、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則可因「參與」或協助及教唆暴動而被定罪。終審庭強調，如鼓勵或促進暴動或非法集結，無論是否在場，均可按從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判處相等於主犯的刑罰。另駁回盧建民定罪上訴。

　　律政司回應：「律政司認為終審法院的裁決有助釐清相關法例條文和法律觀點。包括在判詞第十四段指出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條文中『參與』的意思廣闊；在判詞第六十七段中指出，由於基本形式的『夥同犯罪計畫』的理念已經反映在非法集結罪及暴動罪中『參與』這個元素，為免控方在舉證時造成不必要的重疊，或陪審團在應用時造成混淆，因此毋須應用『夥同犯罪計畫」的原則於該等罪行；以及在判詞第六十九段及七十段指出，為參與者提供支援的人，不論是否身處現場，均可以按『從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懲處。」

　　終院判詞指出，被告有否透過鼓勵而構成「參與」，須考慮整體環境及程度，雖然單純在場並不構成鼓勵，不招致任何刑事責任，惟如身處現場透過「說話、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提供協助、教唆他人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均算是「參與」或協助及教唆暴動，即屬鼓勵，可視為從犯而被定罪。終院強調，不應預期犯案集結群眾具固定成員，於單一地方靜止不動，群眾會因應警方行動或追求其他目標而分成不同群組四處流竄，時而行使暴力，遂法庭在判斷被告是否在場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時，有必要界定集結時間及範圍，須考慮集結流動性及參與者之間通訊，觀點不宜過分僵固。

　　法庭須考慮整體證據，包括受影響範圍及時間、參與者之間行為及通訊，去衡量被告角色屬主犯或從犯。而只要有三人或以上積極參與，便已能維持暴動或非法集結，毋須包含原初集結者；而即使參與者不再行使暴力，如繼續集結在場仍然屬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法庭可根據證據包括拘捕時間地點、被告身上的頭盔護甲、護目鏡、防毒面具、無線電、索帶、雷射筆或武器汽油彈，去推論被告是否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

　　終審庭解釋何謂「夥同犯罪」的基本及延伸形式，基本形式即眾犯人同意並執行一個犯罪計畫，所有犯人刑責等同，均為主犯。判詞中舉例指，如二人一同計畫殺人，無論誰人刺下致命一刀均刑責相等，均為主犯；如另一人僅只從旁鼓勵協助，則其提供支援及教唆，應視為從犯；如能舉證證明二人犯罪協議，則可視二人為串謀。然而，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則有所不同，如二人執行犯罪計畫，一同入屋爆竊，其中一人結果殺了人，犯下了更嚴重罪行，若二人能預見爆竊期間可能會出現殺人事件，則二人同樣須承擔殺人罪責。而「夥同犯罪」與「從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包括串謀、企圖及煽動均並行不悖，犯人判刑可等同主犯。

　　 判詞續指，基本形式「夥同犯罪」因與條文並不兼容，故不適用於暴動或非法集結罪，不可賴以將不在場人士定罪，被告必須在場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方可視為主犯。惟如任何不在場人士推動或鼓勵暴動或非法集結，可循從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視之為教唆、串謀或煽動犯罪，刑責等同主犯。如當協議共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並預見實行計畫會干犯更嚴重罪行時，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計畫」或可適用，致參與者需負上更嚴重罪行法律責任。

　　終院又舉例指，如群眾同意參與暴動，意在破壞公共財產，阻塞交通，同時知悉有人帶備致命武器或汽油彈，當群眾繼續暴動結果造成嚴重傷亡，即可應用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計畫」。判詞補充條文中「破壞社會安寧」行為可包括報復挑釁情況，並擴展至對他人或財產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

　　案件編號：終審刑事 六、七——二〇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