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文化局20年未見影 藝文界盼疫後支援

由政府牽頭推動文化政策的概念，早於二十年前已被提出，但時至今日，本港仍缺乏主理文化藝術的決策局，有業界指理解主事的民政事務局管理範疇眾多，但在後疫情時代，冀有更聚焦的文化政策支援業界。追根溯源，設立文化局的計畫於一二年胎死腹中，源於當年缺乏合適局長人選，加上業界擔憂文化局變相監管而持反對意見。有學者認為本港文化措施缺乏持續性，現在是合適時機梳理各部門工作，制定有遠見的文化發展藍圖。記者 陳倩婷 林紫晴

文化委員會於○○年成立，外界視其為文化局雛形，盼有朝一日政府將交出全盤文化政策，惟距今逾二十年，與文化相關的政策局仍未見蹤影，藝術發展工作繼續交由民政事務局負責，但業界指民政局管理範疇廣，未必能專於文化藝術界別。

決策局統籌流程 可便利業界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直言，民政局需管理文化及體育之餘，圖書館及地區事務亦是其範圍，自然亦較難聚焦在文化事務上。藝術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面臨沉重打擊，林淑儀稱，若在後疫情時代有更具體的藝術政策支援，必然是好事。

另一個困境是，策劃公共藝術展覽或需與多個部門分別開會商討，例如地政署、機電署、警方，甚至衞生部門等，程序及所花時間較多，林淑儀期望他日文化局成立，可由決策局統籌流程，便利業界之餘，亦令公眾更容易享受藝術。

政府於一二年有意設立文化局，惟計畫未獲立法會通過而被擱置，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兼任副教授何慶基憶說，當年文化界聲音兩極，有人認為文化發展涉及政府多個部門，需由一個部門全面協調，另一邊廂則擔心文化發展過度集中於同一部門及機制，或會扼殺文化發展，「當年較多人贊成成立文化局，但條件是找個文化界信賴又熟悉本地文化發展的人，最後因找不到適當人選而放棄。」

決策局各有各做 工作零碎

創不同協作主席黃英琦指出，文化政策應滲透於不同層面，雖然現時文化政策分工散落於不同決策局，包括民政局、發展局、商經局等，但基本上是各有各做，而且工作零碎，「每個部門在不同的櫃桶工作中，但這些櫃桶無串連在一起。」

隨着藝術文化發展科技化，她認為有必要設立獨立的政策局，以審視本港文化發展，梳理各部門的工作，「香港文化中西合璧，加上國家規劃亦提到香港要發展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所以文化政策需要有策略、遠見。」

前香港藝術發展局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管理專業應用教授鄭新文認同，本港需要更具體的文化發展政策，但他認為可先制定藍圖，再下放權力予政策局或文化部門，過程亦需進行諮詢，不須急於設立文化局。他舉例指，英國每數年便會更新文化政策，列明未來十年的發展大方向及原則，為文化發展提供一份路綫圖。

只投放資源 缺整體規劃

反觀本港，鄭新文表示，過去二十年只有兩份文化政策建議，包括○三年文化委員會的政策建議報告、○六年表演藝術委員會建議報告，政府及後亦有採納部分意見，例如於○七年改變原有的文化資助政策，將九大藝團一併以主要演藝團體的名義，改由民政事務局直接資助；另外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旗下場所，推行「場地夥伴計畫」，讓表演場地與藝團建立夥伴關係。

鄭新文續說，近年政府均有推出各種支援計畫，包括躍進資助、藝術行政人員培訓、藝術發展配對資助等，「這些措施是好事，但並非文化政策，也看不到有持續性。」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曾任文化委員會委員，他直言過往有投放資源，但缺乏整體規劃，「是否用得好？發揮到功用？」他認為新部門可擔當推動者的角色，而非只負責審批撥款等行政工作。

業界恐政府借機收緊紅綫

不過有不願具名的資深劇團人持相反意見，「文化藝術界所需要的並不是行政方便，最重要是有創作自由的空間」，他直言這亦正是當年文化局胎死腹中的原因之一，業界擔憂文化局將成監管角色，「藝術是很廣闊的，文化界有監管機構相當可笑。」

該劇團人提到，近日有藝術團體被點名批評作品或違法，演出經典劇目《巴黎公社的日子》亦被斥為煽動，已令業界變得杯弓蛇影，「巴黎公社在北京亦能公演，是否有人自行將紅綫愈推愈前？」他認為現行機制由藝術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審批撥款，藝團取得資助後可繼續創作，這種方式行之有效，未必須要改革，而當局在設新部門之前，亦應先向業界釋除疑慮。

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範疇委員胡俊謙認同，現在的政治氣氛極差，並不適合做任何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若設立文化局，只會令市民及業界聯想港府是否通過設立新部門，架空原有制度，由文化局收緊紅綫。

何慶基亦表示，本港雖擁有成立文化局的條件，亦有足夠人才，但似乎欠缺容許多元、自由、尊重創意的客觀條件，「現時政府對教育的干預那麼大，文化局的影響力及操控力令文化界擔心。」對於局長需具備的條件，他認為須有廣闊包容的胸襟，尊重藝術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響，以及容許藝術自由表達、交流的多元表述演繹。

《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