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波持續 劉兆佳：深層次問題阻貫徹一國兩制

香港的反修例示威持續大半年未息，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發表以「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問題」為題的文章，認為這場風波，正暴露出妨礙「一國兩制」在港貫徹的多項因素。

劉兆佳在文章中指出，當中的因素包括國家安全漏洞、政治體制內「自由」和「威權」失衡，社會上存在「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加上香港「核心價值」不牢固、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和部分港人有「親西方、抗中國」的固有心態等。但他指，中央已察覺有關問題，並針對部分因素和情況制定應對。

文章全文：

2019年6月開始，香港爆發了自回歸以來為時最長、規模最大和最血腥的暴力活動，部分活動的兇殘程度令人發指，為過去幾十年來所罕見。這場風波的觸發點是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但風波卻沒有因為修訂工作的終止而結束，反而在特區政府陷入空前弱勢的困境下愈演愈烈，不斷有新的意在削弱特區政府管治能力和奪取特區管治權的要求提出。與過去香港發生的各類風波的最大不同之處是，除了香港內部的反共反華勢力外，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加上「台獨」勢力扮演了明顯和重要的策動、培訓、組織、資助、鼓勵、領導和保護的角色。美國政客甚至不斷恐嚇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要鎮壓暴力活動，否則便會對香港、中國乃至個別官員和政治人物施加制裁。

由於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滿足暴力分子的奪權要求，而暴力分子又相信在不少香港人和外部勢力的支持下，他們成功在望，所以不斷把暴力活動延長和升級，對中央駐港機構、特區政府、中資及與內地有關的企業、交通設施、異己分子、內地同胞甚至一般市民暴力相向，大量毀壞公共設施和私人財產，在社會上散布恐慌情緒，打擊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損毀警察隊伍的聲譽和士氣，企圖以此來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就範。

這場風波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所以中央和特區政府頂住壓力，堅決拒絕暴力分子的非分要求，並竭盡全力止暴制亂。可以預見，繼2014年非法「佔領中環」行動失敗後，香港內外的反共反華勢力的奪權圖謀只能再一次以失敗告終。

這場風波無疑對香港特區各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部分破壞和損失甚至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修復彌補。但另一方面，它卻讓那些嚴重干擾「一國兩制」實踐的問題、矛盾和挑戰得以徹底暴露出來，為日後全面和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參考材料，也提高了中央、特區政府、香港的愛國者乃至普羅大眾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下定決心撥亂反正，讓「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

01
國家安全面臨嚴峻的威脅

回歸20多年來，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而針對維護非傳統國家安全的法律和機制也欠完備。那些「理論上」對維護國家安全有一定作用的本地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例》的法律有效性和實際作用又具有不確定性，因此香港長期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和短板。近幾年來，「港獨」和各種本土分離主義主張在香港肆虐，兩岸關係因為「台獨」勢力坐大而愈趨緊張，而美國則決意全方位和全力遏制中國的崛起。尤其重要的變化是美國改變了對香港的戰略取態。長期以來，美國期望中國逐步採用西方的發展模式，並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香港則會在中國「和平演變」的過程中擔當引領角色。然而，美國近年來對此已經不存幻想，反而認定中國是它的頭號和長期戰略對手；擔心中國的自主發展道路為其他國家所仿效；而香港卻為這個對手的崛起發揮「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化以及資金和企業「走出去」等層面。所以，美國對香港的態度越來越不友善，卻同時意圖讓香港變成美國用來遏制中國的一顆棋子。對台灣而言，如果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則台灣更難以抗拒大陸以「一國兩制」方式達成兩岸統一的提議，因此對香港的敵意也愈趨濃烈。

香港這場風波之所以規模龐大、為時甚久和暴力不斷升級，是因為它是香港內部和外部的反共反華勢力共同合力所致。香港這場風波本身已經構成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如果那些內外勢力的企圖得逞，則香港的管治權勢必落到他們的手中，而香港也難免會長期成為危害國家的顛覆基地和滲透基地。在這場風波中，在社會上尤其在大學內出現的大量暴力行為和現像，都明顯違反了基本法第23條的條文，包括鼓吹「港獨」和各種分裂國家的主張、意圖顛覆中央政府的言行、外國政治性組織積極介入香港事務、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明目張膽尋求外國政府和外國的政治性組織的支持、香港的政治性組織和政客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內外勢力不斷煽動和組織叛亂等。如果香港根據基本法第23條已經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就算不能完全防止上述行為，但也可以讓特區政府擁有比較有效的法律手段對其進行壓制。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編按：已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在《〈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中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為題撰文，指出「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宣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香港的這場修例風波恰恰就是對習主席提出的「三條底線」的悍然觸碰，充分反映了國家安全形勢的嚴峻性。

展望未來，美國和它的若干西方盟友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只會有增無減，仍然會通過不同渠道和運用不同手段介入香港事務。可能的手段包括以美國的國內法插手香港的管治、培植和指導香港的反共反華勢力、對香港實施貿易和金融制裁以及對個別中國官員（包括特區官員）施加懲罰等。能夠讓美國對香港政策稍有收斂的是，它會顧慮到中國的報復以及其在港的龐大經濟、金融和政治利益。台灣方面，為了抗拒兩岸統一和削弱「一國兩制」對台灣老百姓的吸引力，「台獨」勢力不斷利用香港發生的事件做文章，積極與香港的「港獨」和分裂勢力串聯。在可預見的將來，外部反共反華勢力仍然會在香港持續興風作浪。當中央和特區政府著力在香港建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時，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勢必竭力動員香港人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抗，企圖引發更大規模和激烈的動亂。鑑於香港在未來頗長時間都會是中美戰略博弈和兩岸鬥爭的重要平台，其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可能性也會越來越大。如何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是在香港全面和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所要面對的首要課題。

02
「自由」和「威權」失衡

香港的政治體制在回歸前後基本上都是「行政主導」體制，都屬於「威權體制」的類別，然而又有重大差異。最大的差異是，為了回應不少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香港基本法加進了許多對人權、自由、法治、民主等「自由」成分的保障，並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逐步走向普選定出路線圖。筆者曾把回歸後香港的政治體制界定為一個「自由威權政體」。在設計這個政治體制時，中央政府希望在行政長官的強勢領導下，香港既能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又能循序漸進地滿足香港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在這個政治體制中，「威權」和「自由」成分的比重相差不遠。從政治權力分配而言，「威權」部分明顯對愛國力量有利，讓他們成為「永久」的執政力量，也讓特區政府有廣泛和強大的憲制權力對香港實施有效管治。另一方面，香港的反對勢力卻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自由」部分，讓他們在政治體制內和體制外都可以憑借各種政治行動和所謂的民意支持，來制衡甚至掣肘特區政府。「威權」和「自由」成分的勉強共存使得香港在回歸後即使政治鬥爭不斷，但特區的管治仍能維持一定的有效性，而香港的政局也尚算穩定。不過，「在香港的‘自由威權政體’內，‘威權’成分和‘自由’成分之間難以相安無事，……以‘自由’為其生存和壯大基礎的香港反對勢力，肯定鍥而不舍地推動政治制度，特別是選舉辦法的改革，來提升‘自由’成分在混合政體中的比重，並且為此目的從不間斷地通過發動群眾和挑起鬥爭向中央和特區政府施加壓力。以此之故，‘自由’成分不斷衝擊‘威權’成分乃回歸後香港政治的常態。」

在這場風波中，外部勢力高度介入和策動，香港內部反共反華和分離主義力量聯手利用香港的「自由」成分發難，並迅速形成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威權」成分因而受到巨大的壓制，而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更飽受各方敵對勢力的猛烈衝擊。如此失衡的惡劣局面在香港歷史上從未有過，特區政府官員也從未面對過如此嚴峻的考驗。在這場風波中，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所表現出來的管治能力、政治勇氣和擔當意識都明顯不足。在「自由」的制約和外部勢力的威脅下，特區政府的憲制權力難以充分運用。在內外勢力兇猛夾擊下，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招架乏力、進退失據、動輒得咎，「明哲保身」者眾，難以盡快採取果斷和嚴厲措施止暴制亂。部分官員在民意和外部勢力的壓力下對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忠誠不牢靠。政府內部統籌協調工作沒有到位，對這場風波性質的嚴重性也認識不足，沒有全面動員政府力量迎戰，更遑論組織和發動民間力量。更甚者是一些異己分子甚至存在於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內部。部分公務員公然摒棄「政治中立」原則，成為反對政府的力量，這進一步打擊了政府的威信和止暴制亂能力。一些愛國人士也表現出立場不穩、首鼠兩端和機會主義的動向。這些因素導致的局面是：特區政府處於極度弱勢，不斷受到激進反對勢力和外部勢力猛烈攻擊，暴力橫行、香港人惶恐度日，政府、經濟和社會不能正常運 作。

顯然，香港這場風波打破了過去「威權」和「自由」之間微妙和脆弱的「平衡」，導致「威權」受壓，而「自由」則大為擴張。鑑於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將長期在香港肆虐，如果其他情況不變，則這場風波便會引致香港的政治體制長期「失衡」，愛國力量萎縮、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囂張壯大、特區管治失效、動蕩不安、無法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盡管香港已經回歸祖國20多年，一個能夠全面和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心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體現愛國者治港和強力有效治理香港的特區「新政權」實際上尚未構建成功。

03
「另類詮釋」干擾「一國兩制」實踐

這場風波可以視為2014年非法「佔領中環」的延續。非法「佔領中環」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不少參與非法「佔領中環」的積極分子不甘心運動失敗，處心積慮謀求「東山再起」。他們取得了一些鬥爭經驗，建立了自己的組織網絡，積攢了一定的群眾支持基礎，尤其是來自年輕人的支持。

本質上，非法「佔領中環」和這場風波都是「一國兩制」兩種詮釋之間的「決戰」。香港內外反共反華勢力企圖利用《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風波，在香港落實其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從而達到奪取香港特區管治權的目的。由於策動和參與修例風波的內外敵對勢力傾巢而出，大有「不勝無歸」之意，因此這場風波更可能是決定香港「一國兩制」前途命運的「最後一戰」。

從回歸之前到今天，香港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在香港的影響力極大，嚴重干擾「一國兩制」的實踐。由於這些勢力在教育、媒體和民意領域享有主導地位，不少香港人和大部分年輕人所理解的「一國兩制」就是經過「另類詮釋」後的「一國兩制」。在「另類詮釋」下，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方針是以照顧香港利益為前提的「香港優先」的方針；香港是一個享有「完全自治」的獨立政治實體；香港人可以「自行」決定香港的選舉制度；中央在香港的權力和職能極小；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責任則似有實無；香港是西方陣營的一份子，而西方負有監督中國政府落實經「另類詮釋」後的「一國兩制」的責任。與之截然不同，中央對「一國兩制」的詮釋則包括：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一國兩制」不能衝擊「一國」；「國家優先」；中央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香港的政治體制由中央制定；香港負有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任；回歸後香港的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予等。毫無疑問，反對派的「另類詮釋」妨礙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准確貫徹，也是回歸以來令中央和特區關係時而緊張的元兇。

這場風波暴露出「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在香港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從「另類詮釋」角度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央在過去幾年打擊「港獨」和其他分離主義的行動乃破壞「一國兩制」、削弱高度自治和侵犯人權自由之舉。這些人同時認為中央不應該從防止香港成為國家安全威脅的角度來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辦法。在這場風波中，參與者尤其是年輕人以他們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來為自己的激烈或暴力行為辯解和開脫，甚至自以為他們是為了保衛香港的高度自治、自由人權和推動香港民主而奮鬥和犧牲，對自己的嚴重違法行為給予濃厚的理想和道德包裝。

04
「核心價值」並不牢固

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反對派和部分年輕暴力分子經常說香港存在著一組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而那些「核心價值」就是他們要誓死捍衛的東西。對他們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人權、自由、民主、包容、尊重真相、理性、和平非暴力。他們甚至相信，這些「核心價值」已經在香港深入人心和根深蒂固。其實，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應該包括那些植根於傳統中華文化的價值，比如忠孝仁義、誠信可靠、關愛他人、樂善好施等，但他們卻往往被上述群體所忽略。那些一向被大部分香港人崇奉的諸如繁榮、穩定、務實、發展等價值更被其鄙視為庸俗的東西。誠然，我們也不否認那些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對維護香港資本主義體制和鞏固香港作為中西方交流的橋梁有重要且實際的意義，而「一國兩制」方針恰恰就是要容許那些「核心價值」繼續在香港存在和體現。

然而，在這場風波中，違法行為層出不窮，卻沒有受到社會各界的強烈譴責，不少人對此甚至頗為包容和同情。負起執法任務的警察卻反而屢遭責難。眾多法律界「翹楚」對嚴重暴力行為噤若寒蟬，甚至以「違法達義」「公民抗命」或「官逼民反」為其開脫。不少香港人更認為年輕暴徒乃懷抱理想的學生，其行為目的乃爭取社會政治公義而非個人利益，從而覺得應該給予同情和支持。個別法官更對激進暴力行為從輕發落。一些暴力違法者甚至被個別媒體頌揚為「英雄」「義士」，從而為他們積累日後從政的政治資本。當然，也有不少香港人因為擔心被暴力分子報復而不敢發聲。這些現像其實都反映了香港「法治社會」「守法精神」等說法的虛妄。激進暴力分子堅持己見，對異見者不但惡言相向，更經常施以暴力襲擊。社會上充斥的虛假新聞和信息，經常被激進分子用作政治鬥爭的手段，並蒙騙了不少香港人。隨著風波的發酵升級，「守法」「文明」「禮貌」「和平」「包容」「理性」「尊重真相」「務實」等過去被視為香港這個高度現代化社會最基本特征的價值在不斷褪色。這種種令人揪心的現像正好說明那些被認為一直以來支撐香港資本主義「一制」的、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在香港並不牢固，甚至頗為脆弱，沒有被廣大香港人所堅守和捍衛，這也反映香港的「一制」的根基其實並不強固和深厚，容易被憤怒、恐懼、仇恨、偏執等負面情緒所掩蓋和壓抑。「核心價值」在這場風波中被肆意侵蝕，這其實也打擊了香港人對香港「一制」和對自己的信心，更挫傷了他們在內地同胞面前的「優越感」。畢竟，那些「核心價值」被界定為香港的主流價值也只是回歸後的事，回歸前很少人會那麼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提出「核心價值」的人的目的，是要用「核心價值」作為阻止中央「干預」香港事務、防範內地價值觀「入侵」香港的擋箭牌，作為「去中國化」的理論依據，也是用來渴求繼續為西方眷顧的一種像征式表達。修例風波恰恰反映了香港的法治、穩定和秩序乃至繁榮都不能過度依靠所謂「核心價值」所產生的社會自我維持平穩和個人實行自我約束的能力。相反，在極端惡劣情況下，香港社會更需要依賴強大的公權力和嚴刑峻法來制約各種不理性的危害社會和個人安全的行為。如果公權力受到嚴重損毀，執法能力薄弱，則香港的繁榮穩定乃至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也勢將不保。因此，在「核心價值」不被尊重，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和能力又因為處理《逃犯條例》不當而極度受創的情況下，這場風波一發不可收拾便是自然的結果。

05
「親西方、抗中國」心態

這場風波中，暴力活動的參與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對西方表達出仰慕和依附之情，而對國家民族則表現出詆毀和敵視。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和部分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人士厥為其中的表表者。這些人長期在社會和學校受到反共反華媒體（包括西方媒體）和老師的熏陶，對西方國家的狀況缺乏批判性的了解，而對中國內地的情況則不但欠缺認識，而且更多是一面倒地從負面角度進行認知和評價。這種「親西方」的情結反映了不少香港人認為香港在回歸後仍然是西方陣營的一部分，而崇奉西方文化的香港則是中國國內擁有最先進文明的城市。所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主要特征是通過刻意對比香港的「先進文明」與內地的「落後文明」而形成的。因此，所謂「香港人」其實是「想像中」的「內地人」的反面，而香港人自己也從中獲得某種虛幻的「自豪感」和「優越感」。然而，隨著香港回歸中國和中國的快速崛起，內地對香港各方面的影響不斷增加，香港在經濟上愈益依靠內地和中央對港政策，同時兩地同胞來往愈趨密切所產生的諸般利益和文化衝突，都讓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和較高教育水平的中產人士滋生出某種「身份認同」危機，擔心香港因為走向「內地化」而「沉淪」，而「香港人」也因此失去了香港的制度和文化獨特性和優勢，從而導致「香港人」與「內地人」無異。回歸後香港深受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困擾，香港人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傳統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對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能否抵御來自崛起中的內地的「衝擊」也因此缺乏足夠自信並從而更加恐懼。回歸後，香港的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主導權長期掌握在反對派和西方勢力的手上，對西方的景仰和依附以及對香港可能「沉淪」的「危機感」也因此有增無已。

正是因為這種濃烈的「危機感」和「救港」的使命感才讓不少年輕人和中產人士加入暴力抗爭行列。與此同時，他們也毫不羞愧地極力爭取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香港「伸出援手」，期望拉攏西方國家遏止中央「插手」香港事務，迫使中央答應他們的「奪權」要求，從而保存香港的原有特色，並讓香港繼續成為那個意圖遏制中國崛起的西方陣營的一份子。

這些人的「親西方」思想心態和行為無可避免地促使他們走向與國家民族對抗的道路，其中部分人更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把香港與內地和國家對立起來以及大力提倡「去中國化」。在這場風波中，「港獨」和各種或明或暗的分離主義紛紛湧現。暴力分子有選擇性地衝擊那些代表國家民族的符號、像征和機構，對內地同胞更是惡言惡行相向。同時，這類人在中美戰略博弈愈趨激烈的大環境下更容易也更甘心成為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用來遏制中國、搞亂香港和削弱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的棋子。

回歸以來中央出台的大量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基本上沒有改變那些暴力分子及其背後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對國家民族的態度，反而讓他們更加相信中央會在他們和外部勢力的壓力下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這場風波背後明顯是暴力分子對「成功在望」的憧憬支撐了他們「長期戰鬥」的決心。然而，這場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

按照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構想，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可以「保留」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抵觸情緒和對西方文化的認同，也沒有要求他們愛中國共產黨，因為那些不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前提和關鍵。不過，香港人卻被禁止讓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否則大陸非干預不可。當年鄧小平先生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關注的是香港人會否把香港變成對香港和內地構成威脅的「顛覆基地」或「滲透基地」。他們應該沒有意想到回歸後有部分香港人竟會勾結外部勢力，不單要把香港變成與國家對抗之地，還要把香港從國家分裂出去。因此，這場風波清楚暴露出部分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態度不止是「抵觸」，而是到了「敵視」的地步。這種態度和由此衍生的行動已經侵蝕了「一國兩制」的根基和原則。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敵視自己國家民族的人是相當一部分年輕人，若他們的思想心態在日後沒有徹底改變，則「一國兩制」在將來的全面和准確貫徹便缺乏足夠的思想保證。

06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

為了安定人心，讓香港人確信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回歸後會「保持不變」，並讓原來對英國人效忠的政治精英和公務員放心留下來繼續為香港服務，香港回歸後在推行「去殖民化」的行動和政治教育上成效不彰。中央雖然希望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認識「一國兩制」方針及其背後的中央對港政策的目的和主要內容，但一直以來基本法教育在香港從未認真推行，有些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對此不但缺乏積極性，甚至做出某種程度的「抵制」。有利於培植國家民族觀念的國家憲法教育更是嚴重缺位，一些人對國家憲法在香港的地位和適用性時至今日仍有模糊認識。這種情況便為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在香港宣揚一套與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相違背的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所帶來的嚴重惡劣影響在這場風波中表露無遺。

長期以來，內地和香港不少人認為，既然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一國兩制」方針又是對香港絕對有利的政策，那麼為了自身的利益及避免受到中央的懲罰，香港人應該不會採取與中央和內地對抗的行動，更不會妄圖讓香港脫離中國。他們還認為，在香港已經回歸的情況下，香港的反對勢力也會礙於對中央的恐懼和顧慮而不敢在香港造次。不過，這種樂觀的看法在回歸後的香港卻被連綿不斷的、由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策動的政治鬥爭所粉碎。這場風波進一步證明了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不認識、不尊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不承認、不尊重中央的權力，更不知道或不理會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違反了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也嚴重衝擊了「一國兩制」的根基。在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缺位的情況下，要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清楚了解到自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並不容易。他們也難以通過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來認識新中國誕生的歷史過程、國家各方面的情況、國家的發展成就和中央的大政方針。他們也不會知道「一國兩制」乃是一項充分務實照顧外國、國家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的重大國家政策，而任何因為對香港某些現狀的不滿而進行的抗爭和衝擊，都會引發連鎖的對國家和香港的各種負面後果，破壞微妙的利益分配格局，最終危害國家的利益和安全、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香港人的福祉。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缺位對全面和准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最大影響，是國家民族觀念淡薄以及對「一國兩制」理解不足，這些都不利於建構理性務實的香港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這也會讓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所要處理的錯綜復雜的問題缺乏理性的認知。他們也因此不會認識到表達不滿和付諸行動時所引發的種種負面後果，因此容易隨便訴諸各種損人損己的激進和暴力行為。

07
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的缺失

「一國兩制」方針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要保持香港原有的、在上世紀80年代已經存在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讓投資者放心，避免香港出現大規模撤資和由此而引發的人才流失的情況。香港獨特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制雖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香港帶來經濟「奇跡」，但卻同時產生了嚴重的產業基礎狹隘、經濟不平等和階級矛盾。由於過去的港英政府和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都以「小政府、大市場」為金科玉律，而這個金科玉律又基本上被納入基本法，政府只願意承擔有限的推動產業發展和多元化以及縮窄貧富差距的責任，因此香港的社會矛盾無法通過政府的行為而得以有效紓緩。其實，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不滿的人已經為數不少，他們對「一國兩制」所要維護的香港現狀一向頗有怨氣。更嚴重的是「一國兩制」不但維持原來的狀況，而且更鞏固和強化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和政治影響力。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憑借其政治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值其利益，讓香港的貧富不公和產業基礎狹隘的問題持續惡化，同時也限制了政府介入社會經濟事務來改善不公不義情況的意願和能力。可以看到，香港在回歸後的社會經濟矛盾不斷累積並已經達到極其嚴重的地步，而房屋供應極度短缺、房價高不可攀、一般人收入增幅有限、貧窮問題和年輕人缺乏發展機會等問題尤為突出。雖然中央對此有所察覺並出台各種政策措施來推動香港的產業多元化和刺激香港經濟的增長，但一方面成效未如理想，另一方面受惠者又往往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不少基層群眾和年輕人不但不認為自己是受益者，反而相信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對社會、特區政府、中央乃至對「一國兩制」都有怨懟情緒。部分年輕人甚至認為他們過去沒有機會表達他們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意見，不是他們的「持份者」，所以今天有權利提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不同意見，尤其是關於特區政府的施政路向以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等方面的意見。有些人甚至要求就香港的「前途」問題再來一次「公投」，而「港獨」也是其中一個可能的選項。

這場風波揭示了香港存在的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和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香港現狀的高度不滿。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暴力活動的人主要是憤世嫉俗的年輕人和大學生，而他們的首要鬥爭對像是特區政府和中央。相反，基層和勞工的參與者不但人數疏落，而且是暴力活動的受害者。香港的大財團和富人也沒有成為抗爭者鬥爭的矛頭指向。當中理由包括：基層和勞工的「階級覺悟」有限；要有效打擊資本家存在巨大實際困難；暴力分子相信要推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前提是奪取特區的管治權力，並將中央與特區政府作為其首要的怨恨對像等。不過，不排除日後部分香港人的怨氣會投射到資本家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身上，在「暴力文化」抬頭下，將損毀後者的財產和威脅其人身安全作為「階級鬥爭」的手段。

無論如何，這場風波標志著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經濟矛盾已經到了頗為危險的地步，社會、經濟乃至管治方式的改革也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一直以來，要求推行社會、經濟和選舉制度民主化的聲音從未間斷，而社會經濟怨氣的長期積累更成為香港內外反共反華勢力要求政制改革的理據和動力。香港特區政府一直信守的「小政府、大市場」的信條已經越來越難以服眾，社會各界要求政府承擔更大的社會經濟責任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漲。如果香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不做出重大調整和改革，讓更多的產業發展起來、更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獲得發展機遇、嚴重的社會民生問題得到良好處理、各種利益在政府的管治和政策制定過程中得到照顧，那麼，香港的「一制」便不可能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便難以維持、延續、落實現有的「一國兩制」。

08
結語

香港這場修例風波清晰明確地揭示了一系列妨礙在香港全面和准確貫徹「一國兩制」的重大問題。對此中央已經覺察並提出應對方略，而其基本原則是要積極和主動運用中央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力來維護國家安全，並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確貫徹。

2019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在論述「一國兩制」的部分中，充分突顯了中央在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後對香港成為國家安全威脅的深切關注和憂慮。《公報》提出要「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2019年11月1日，在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更斬釘截鐵地表明，「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可見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責任人」，中央將要承擔越來越關鍵的為香港建構維護國家安全體制的責任。

如果香港已經具備有效有力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則會對遏止在社會上和在學校內大量和普遍出現的反共反華的宣傳活動有一定的幫助。無論是媒體或學校都因此不會肆無忌憚地鼓動敵視國家、民族和中央的情緒，而且在組織、動員群眾和學生參與挑戰國家主權和威脅國家安全的活動時會更加小心。那些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同時也可以作為日後推行國民教育的重要依托，可以通過他們在社會上和學校內講解國家面對的嚴峻國家安全威脅、西方勢力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必須承擔的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責任。

這場修例風波揭示了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緊迫性。為了減少疑惑，有效推行，短期內國民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國家憲法、「一國兩制」、基本法和國情教育上。國民教育的首要目標，是要戳破反共反華分子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的虛妄和危害，讓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權威詮釋盡快成為社會上對「一國兩制」的主流認識，特別要讓年輕人明白中央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權力和需要承擔的責任，從而讓香港人認識到在「一國兩制」下何謂正確的中央與特區關係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權限和界線。

考慮到外部勢力深度介入香港事務、內外反共反華勢力相互勾結、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全力全方位遏制中國的崛起等因素將長期存在，中央不但必須加大力度鞏固和強化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和管治能力，更要加強愛國力量的建設，並與特區政府的愛國力量一道強化香港管治、強化法律體系、增強執法能力和壓縮內外反共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空間。特區新政權的建設工作要更加緊張和快速地推進。也就是說，要強化香港的「自由威權政治體制」中的「威權」部分，不讓其為「自由」部分所壓倒，從而讓「行政主導」的原則得以充分體現。

這場風波對香港的「核心價值」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香港的法治、穩定和秩序遭受重創。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政治鬥爭和暴力衝擊仍會不斷發生。鑑於「核心價值」在維護法治、穩定和秩序上的作用已經下降，香港需要更依賴政府的合法武力和各種強力法律工具來止暴制亂，而強化公權力的重要性則因此不言而喻。公權力的強化其實與新政權建設和「威權」成分的加強不可避免地將成為香港特區在風波後政治發展的主要內容。當然，新政權也有必要讓更多的非敵對勢力享有參與香港管治工作的機會。

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的缺失在這場風波中顯露無遺。盡管「一國兩制」的要義之一是要維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而基本法又以法律的方式將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狀況保存下來，但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依然有一定的空間讓香港特區政府加強其在香港社會經濟民生事務上的參與，並推行一系列社會、經濟和財政政策的改革來擴寬香港的產業基礎，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增加房屋土地供應，應對貧富差距拉大，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以及讓更多不同階層的香港人都能夠分享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好處。其中，加大力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整合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應該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最後，不少香港人的「重西輕中」思想心態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過來。國家不斷走向富強、更多人從國家的發展中獲利、國民教育的推展等長遠而言都會增進香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和信任。尤為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內外交困已經使得不少西方人和非西方人士對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的認同程度下降。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正在腐蝕西方文明的根基。香港人會越來越對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存疑，越來越會感受到西方的偽善，越來越對西方國家對香港的不友善言行反感，對西方利用甚至犧牲香港來遏制中國的險惡圖謀增加認識，越來越了解西方能夠給予香港的發展機遇越來越少。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最終也會讓更多的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道路、制度、政策和執行力有新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