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壇】數碼化轉型：後疫情時代的產業發展引擎

二〇二〇年，COVID-19新冠疫情颶風橫掃，帶來的全球危機遠超預想。這場疫情打亂了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和節奏，封城、鎖國、國際貿易通道受阻、人員交流往來受限，嚴重影響全球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這是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並預測二〇二〇年全球GDP將衰退百分之三。

香港經受新冠疫情和社會運動等綜合影響，正在經歷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深度經濟衰退。這次疫情對於香港消費領域的影響首當其衝，隨着疫情期間市民戶外活動大幅減少，人員往來的暫時停滯，昔日車水馬龍的傳統企業呈現蕭條景象。

在香港企業界共克時艱的特殊時期，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多項措施對於就業、消費以及投資等都有很大幫助。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融合發展，也正處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與自下而上的技術創新相結合的關鍵階段：

首先，《港區國安法》的公布實施對於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這個大環境下，香港有望更快地恢復安全、穩定、和諧、便利的社會環境，並在此基礎上更好地發展香港經濟、改善香港民生。

其次，香港依然是被選定的粵港澳大灣區內國際創科中心，背靠內地發展，沒有經濟脫鈎的煩惱。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是香港得以發揮在研發、國際化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優勢，聚焦大灣區和全球各地的創新資源，推進創科研發及提升競爭力。

再者，技術發展支持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雙輪驅動，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多種「在線場景」的構建與發展。經過此次疫情，消費市場迎來了深刻的變革，消費者網絡學習、網絡辦公、網絡消費等習慣將在較長時間內重塑市場格局，引領市場發展。

綜上，香港企業應積極抓住數碼化變革時代的轉型機遇，將自身業務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生態系統，發揮香港在體制、地緣、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鞏固香港金融、貿易、服務等中心地位，開拓一條區域化跨境融合發展之路。

香港企業對數碼化轉型的認知需升級，未來的轉型需求應聚焦在管理智能化、業務數碼化、企業平台化、服務共享化等維度。比如，以利用數碼技術加持下的跨境電商新模式，嘗試多渠道傳統電商矩陣及直播帶貨新模式，加速商業系統線上和線下場景的互動與融合，將流程、渠道、營銷、運營等環節的數碼化和智能化，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等資源要素加速流動的大背景下激活商業發展的新空間。

彼得．德魯克曾說過：動盪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盪本身，而是仍然用過去的邏輯做事。後疫情時代，國際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競爭格局錯綜複雜，時間與速度成為萬事萬物變化發展最重要的變量。香港企業應積極加大數碼化變革力度，加強數碼化技術的應用和探索，參與數碼化生態建設，在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融合的大背景下，為香港產業經濟的復甦尋找新出路。

孫雯(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

（文章僅屬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