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经时事分析】公务员应否引入花红制度？

受疫情影响，不少打工仔需要冻薪，就连双粮花红都有机会「冻过水」。对于打工仔而言，获发年终花红可说是一种鼓励，海外亦有政府为公务员引入与表现挂鈎的花红制度。虽然本港政府没有这种额外奖励的制度，而在财赤挑战下，也不宜贸然增加开支，但如果库房有足够收入，此制度又是否可行？当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根据现行公务员的薪酬架构，公务员的薪酬是按照十一个薪级表厘订。一般而言，如果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令人满意，便可每年在所属职级的薪级表内「跳point」。此外，公务员每年还会根据政府「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参考市场数据调整薪金，在外界看来，即每年有两次加薪机会。

除了薪酬升幅稳定，同类型工种，公务员的起薪点普遍较私人机构高。以行政主任一职为例，参考一八年度招聘广告，公务员二级行政主任的起薪点为三万零一百六十五元，而私人市场的行政主任薪金中位数约为二万五千元。

话虽如此，私人市场亦有其优势。以薪金水平为例，虽然起薪点可能较公务员低，但由于薪金水平一般按员工表现和经验等决定，故即使担任同一职位，薪金差距也可以很大，与公务员的同工同酬不同。加上没有顶薪点，高层职位的薪酬普遍比公务员高。

而私人机构其中一个特点，是一般会根据公司业务表现和收入，以及员工的个人表现，向员工派发双粮和花红等年终酬金，以作额外奖励。

现时，政府共有五项适用于公务员的嘉奖计画，以提升公务员士气，但除此之外，早于○二年，公务员薪酬政策及制度检讨专责小组发表报告，研究多个海外国家在公务员薪酬管理方面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引入花红制度。

举例，新加坡在一九八九年引入与表现挂鈎的花红制度，当地所有公务员现时每年可获发相当于最多六个月薪酬的花红。至于南韩和澳洲则主要向杰出的公务员发放花红。以南韩为例，至一九九九年起，每年向最杰出的公务员发放约一点八个月薪酬，作为花红。而澳洲则于一九九七年开始推行绩效奖金制度，最杰出的公务员每年最多可获发一点二个月薪酬作为花红。

参考上述三个国家的花红制度，其共通点在于与公务员的表现挂鈎。举例，新加坡设有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由上级主管对每个考评档次设置比例来进行绩效评估，评估原则主要是工作团队或个人之间的相对表现。有关制度能让期望同工同酬的公务员，可根据市场水平获得其应得回报，并在承担责任较重的职务时可取得相应的回报。

现时，香港政府亦设有工作表现管理制度，监察和评估公务员的工作表现。虽然政府形容制度为公平、准确和适时，但坊间亦有人批评其执行未如原意，本应以「成果为本」为制度，却变成重量不重质，未符成本效益，建议政府为各个决策部门度身订做关键绩效指标。

若要参考海外做法，便意味本港有需要探讨在现有按基准薪点发放薪金的制度下，额外发放花红的准则。事实上，这种做法早在一九九○年代已引起讨论。学者宋立功曾指出，由于商界以赚取利润为主，公务员则专注社会效益，故较难引进可衡量指标评估公务员效率。

其中，要有效地将公务员的个人工作表现，与部门目标挂鈎，需要处理多项技术性及条件性问题，包括设立准确度高的表现评核方式、负责进行评估的官员须具备专业能力及公正性、不同职位及工作内容要有明显差异，以便于量度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制度的弹性。由于公务员的支薪涉及公帑，而花红只是额外的奖励，支付与否应与经济环境、库房收入挂鈎。例如，政府早前宣布将法定最低工资维持在时薪三十七点五元。当法例下时薪最低的一群雇员，收入也无法上调，公务员恐怕也不宜获发花红。新加坡今年亦因为新冠肺炎影响而暂停发放花红。

事实上，本港的公务员本身已鲜有减薪，即使面对疫情亦只有冻薪，故即使设立按工作表现发放的花红，其金额亦需在经济不景时适当下调，以示公务员能与市民共渡时艰，避免产生「离地」的观感。

总括而言，要有效激励公务员，除了现有的奖励计画，给予年终花红，亦值得社会讨论。但前提是库房要有足够收入，同时要设立公平公正的评核机制，确保有清晰的奖罚制度，维持公务员士气之馀，以免予人「明益」个别公务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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