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雜誌｜街頭藝人疫下蹤杳 倡發牌夥商界合作

雜技、魔術和即場繪畫等街頭表演藝術曾在香港一時無兩，惟隨著一八年旺角行人專用區曲終人散，表演者失去表演集中地而各散東西，更因為疫情無以為繼而轉行。有資深街頭藝人不諱言，香港有中外文化薈萃的先決條件，卻放棄復甦街頭表演產業，欠缺國際視野之餘，參差的制度亦令表演者難以絕處逢生，希望港府能夠再次探討香港街頭藝術發展空間，甚或參考外國設立發牌制度，牽頭為業界建立良好的表演生態。 

爆疫三年，街頭表演生態有明顯的變化和限制。人稱Mr. Funny的資深街頭藝人蘇春就，難忘戴著口罩和隔著透明膠板，到學校表演吹泡泡，「不能用口吹出泡泡，基本上有八至九成既定招式都不能表演！」此外，以往限聚令猶如街頭藝人的「封殺令」，蘇春就坦言不敢冒險，因為一張罰款告票已令他血本無歸，「現時仍有口罩令，經濟氣氛差，要回到百花齊放尚要長時間等待。」

他指，近年商演機會大減，以往一個月平均有十場表演，收入可達二萬元，惟疫下只會「快閃」進行街頭表演，每月收入不足全盛期的十分之一。以他所知，不少街頭藝人已在疫下轉工，希望過渡維持生計，「送外賣、倉務、街市、保安……香港地肯做不會餓死！」他坦言，當年眼見街頭充斥毫無藝術修養的表演者，認為街頭表演變質，也同意「殺街」捲土重來，期待政府推出不同試驗計畫，協助表演者重建生態，惟最終既無下文，也沒有人再關心街頭藝人發展。他唏噓指，近年眼見韓國大力推動「軟文化」產業，衝出國際，惟港府卻沒有把握中外文化薈萃的特點，街頭文化日漸式微。

街頭表現可締造旅遊景點

他認為，街頭藝術有重大社會作用，最基本能教育市民欣賞藝術，甚至將觀眾帶入劇場等更大的舞台，「表演藝術有文化階梯，草根階層的街頭表演是第一層，提供娛樂予市民大眾。」他坦言，再上一級的劇場已是中產人士的娛樂，「最低入場費也要一百多元，假設一家四口欣賞歌劇，一晚娛樂已近千元。」他認為，市民觀賞街頭表演，不用刻意買票，也不怕錯過開場時間，還可締造新的旅遊景點。

旺角「殺街」後，政府建議街頭藝人轉戰西九文化區，或參與沙田大會堂的戶外表演計畫「開放舞台」。根據相關指引，所有文化區內的街頭表演者，必須向西九管理局申領「街頭表演許可證」。惟有已轉行的表演者不諱言，以上「替代方案」不符合街頭表演的原則，「外國的表演氣氛濃厚，表演者是自發走上街頭，並不需要劃出特定位置供表演。」他指，近年街頭藝人表演都生怕被驅趕或票控，對比在美國賣藝有第一憲法保障，到處都有人唱歌奏玩樂器，慨歎香港街頭藝人無處容身。

申許可證不符合行業生態

蘇春就也指，西九文化區本應如百老匯般的藝術集中地，惟多個劇院、演藝綜合劇場等設施尚未建成，欠缺吸引力，遂到處發掘其他表演空間；他曾到訪多區的兒童公園「快閃」，卻被公園職員驅趕，更要他即時離開公園範圍，「我沒有表演，回復市民身分，為何沒有權利留在公園休息？」

兩年批出許可證不足十張

翻查資料，現時在街上奏玩樂器，必須申領「在公眾街道或道路奏玩樂器許可證」，然而警方近兩年批出的許可證不足十張（見表）。蘇春就聽聞苦笑，自己的表演並非奏玩樂器，也找不到合適的許可證申請，「當年被票控阻街後勝訴，以為會有轉機，但許可證不涵蓋其他街頭表演，感覺港府不重視街頭藝術。」

香港街頭藝術協會創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劉易聰在街頭表演多年，希望香港能參考台灣等地，建立完整發牌制度，「既能確保質素，又能活化街道。」他希望政府推出先導計畫，讓舊有不成熟的產業鏈，轉化成跟商界合作的平台，「以往表演者經過中介得到演出機會，大部分都是一次性活動，活動結束就沒有下文，希望能夠匯聚表演者，推展街藝文化。」

有質素表演值推廣 助公共空間昇華

有本地學者把心理學研究應用於街頭賣藝，發現街頭表演能夠正面影響人們對公共空間的觀感，揭示有質素的表演有其推廣價值。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何名瀚博士，針對香港的街頭表演作出階段性研究，「其中一個階段選定街道、廣場和車站等十二個公共空間，以電腦模擬的方式合成出在各地點進行街頭表演的影像，隨機向網絡使用者展示作前後對比。」結果顯示，整體受訪者看到有街頭表演的影像，都對公共空間的喜愛度有所提升，願意花更長時間駐足欣賞，甚至認為街頭表演能夠把普通的公共空間昇華成為休憩空間。

何名瀚補充，早於上世紀，美國社會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已有理論指出，街頭表演能夠豐富社會生活，促進陌生人之間的交流，善用公共空間。他認為，香港街頭表演一直以來的爭議點，在於表演是「阻街」抑或令街頭文化昇華，「在有質素的表演下，若然結論是『阻街』，當然要暫停，反之則有推廣價值。」

記者：仇凱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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