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安全法如箭在弦 中小企資安須大升級 冀有清晰指引 免行業各師各法

隨着科技發展，企業如何保障資訊安全日益受到重視，港府擬推「網絡安全法」，要求企業制定準則，防範資料外泄。縱然細則尚未出爐，網絡保安業界參考外國做法後，相信法例將會按私人機構管有的資料量，以及一旦發生網絡安全事故後對社會的影響分級，釐定網絡保安要求的嚴謹度。新法規之下，專家也期望港府制定出更完善的通報機制，讓各行業毋須再各師各法。除了大型基建及公共設施，資訊安全專家亦預計，中小企將受網絡安全法影響，需要提升現有的數據儲存系統，減低被黑客入侵及資料外泄的風險。

新一份《施政報告》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段落中，提及本港須正視包括保障網絡安全在內的議題，消息人士透露，本港將參考外國做法，制定網絡安全法，一方面要求水、電、煤等重要公共設施，需要有適當措施避免遭黑客入侵，導致設施癱瘓；另一方面要求儲存大量個人資料的企業制定措施，避免資料外泄，一旦發生事故，將被罰款。

澳門法例涵蓋中小企

事實上，通過立法保障網絡安全已是全球趨勢，歐美多國、新加坡均有相關法例，內地《網絡安全法》早在2017年生效，澳門亦在2019年底實施相關法例，其法例實施模式，對本港未來的網絡安全法有一定啟示。趨勢科技香港及澳門區顧問總監李浩然指出，在澳門《網絡安全法》下，中小企也要制定一定程度的個人資料保障措施，不排除香港亦有類似的要求。

李浩然解釋，澳門為網絡安全事故的嚴重程度，分為高級、中級及一般級，如資料外泄對社會福祉及公共安全帶來特別嚴重的影響，則為高級，即使只是有限度的影響，也可歸類為一般級，換言之，如中小企管有一定數量的客戶個人資料，就有機會發生一般級的網絡安全事故，因此需要進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定期修補安全漏洞、備份資料等，否則有機會罰款。

按資料重要性及影響分級

除了事故影響程度，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管理委員會主席龐博文亦指，外國主要按資料重要性作分類，以計算資料外泄對個人、公司、社會以至政治的影響範圍，「如一家大型工廠因網絡安全問題而需停廠，不止影響工人、公司盈利，好可能會影響到社會。」
　　
龐博文曾為澳門企業重新計算網絡安全風險，包括重新設計系統規則及方式、將數據儲存地點重組等方案。據他了解，本港不少大型企業都會從外國購入服務，故對外國的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等法規並非不了解，「只是香港以前太自由，無這方面的要求。」
　　
本港目前未有明確規管數據安全的方法，安領國際主席及執行總監廖銳霆預料，新法例可為網絡安全措施提供清晰指引，例如守護、防範及管理方面，同時令事故發生時的通報機制更加有效，「以往要靠公司內部安全要求，或行業指引去做。」李浩然亦指，除了金融機構在金管局要求下，需制定資料保障方案外，其他行業屬自願參與性質，不少中小企的網絡安全措施，集中於預防伺服器不能運作等事故，忽略了客戶資料安全問題。

中小企料聘供應商維護資料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會長洪文正指出，現時中小企的網絡安全意識普遍薄弱，他知悉有些公司將伺服器置於辦公室，做法相當落後及危險。他認為，當法例涵蓋中小企，將促使更多人轉用雲端系統，交由相關供應商派專人維護資料。李浩然也預計，本港中小企在網絡安全法下，將迎來一系列的網絡安全更新，為業界迎來商機，「中小企未來必須聘請專人負責網絡安全，可以由現有IT人兼任，或使用坊間的雲端網絡安全服務。」

新加坡政府也於2018年制定《網絡安全法令》，要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擁有人履行多項責任，包括進行網絡安全審核及風險評估、遵守行業實務守則及表現標準，以及向當局通報網絡安全及資料外泄事故，違者可被處罰款，甚至監禁。

星政府可接管出事機構IT系統

SSH亞太區副總裁何思聰指出，新加坡的相關法例列明，一旦發現機構出現嚴重漏洞，政府可派員接管該機構的網絡安全部門，直至問題得以解決為止。他認為相關的做法很「辣」，如港府效法，須確保政府內有相關知識的專才，始能預備接管不同行業的資訊科技系統。龐博文則指，由官方接管私營企業的規例，只屬最壞情況，但認為政府有權派員調查了解，以作出安全評估。
　　
為提升網絡安全要求，廖銳霆指出，新加坡企業如擁有大規模網絡設備，一般會根據行業要求，增設資訊保護官一職，「當有事故發生，便可與官方機構對接，負責通報工作。」除了由企業自設網絡安全專隊，他認為政府亦需成立跨部門中央小組，負責制定涵蓋各行業的事故通報機制，讓市民及早知悉事故。
　　
港府或研究參考內地做法，要求在港營運的電訊服務供應商，將取得的訊息及資料數據儲存在本地。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主席葉旭暉直言，由於大部分企業使用雲端儲存資料，故要將數據轉移至本港境內，技術上困難不大，大企業甚至可交由資訊科技團隊專責跟進。至於中小企方面，他預料部分公司或需花較長時間去了解清楚，服務商是否在本港儲存數據，「但相信法例有緩衝期。」

記者 郭增龍 林紫晴
原文刊《星島日報》「每日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