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養寇自重的災難

香港發展到如今的局面，激進政治積重難返，與香港傳統精英也有關係。從政府內的文官，到建制派的大黨，再到商界，這些精英本來是體制的核心，掌握大量政治和社會資源。他們面對激進反對勢力的崛興，本來有很多機會全力抗擊，但他們並無採取應有行動。歸根究柢，源於兩種心態。

第一、膽小怕事。在前特首董建華二〇〇五年腳痛落台時，有一名政府高官議論此事時說，原來中央換特首是看民望，但如果香港玩民望政治的話，整個政治生態會劇變。這名高官甚有遠見，看透了民望政治的關鍵，就是只做人民喜歡的事情，甚至乾脆不做事。

過去十多年，泛民主派逐漸蛻變成反對派，由理性地監察政府，變成為反對而反對，再蛻變至激進反對派，使用街頭暴力，同時癱瘓議會。政府內的文官面對此變局，有人以為和激進派玩玩利益交換就可以駕馭他們，更多人是害怕和他們辯駁對抗，以免成為打擊對象，影響自己民望。

民調機構操控了對高官的評分準則，那些敢於出來與激進反對派打仗的官員，民望不高，那些龜縮一角、不哼一聲的官員，民望反而較高。這些官員聲望的民調，促成一種「為官避事」的方程式，不做事民望就高。習主席近年說的「為官避事平生恥」，就是針對這類官員。最近這一批離任局長，當中有一個出名不作為，他佔據敏感職位，掌握大量資源，就連建制派私下也對他劣評如潮，最後阿爺也看不過眼，終至丟官收場。

　　第二、養寇自重。很多文官精英和建制大黨都看着民望做人，覺得民望高便可以升官發財或者連選連任，商界精英的想法並非如此，他們不是靠民望搵食，雖然都希望威威水水，但不會把民望放在第一位。然而，他們卻有一種買辦（Comprador）的心態。

過去百多年，香港都是一個買辦城市，英國人拿了香港之後，把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商業港，香港高級華人成為幫助歐美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特殊經紀人階層。過百年的買辦式經濟活動，衍生了香港很特殊的文化。就算香港回歸了，商界仍有這種心態，在中外夾縫中間，兩頭皆吃，自得其樂。

但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除了國企、民企也來香港與本地商界競爭，本地商人隱隱然覺得，阿爺太強，他們會「無地容身」，所以他們希望香港的反對派可以頂住阿爺的勢力，為他們爭取更大空間，讓他們可以繼續獨攬本地生意，繼續賺大錢。

香港的商界不是太多人熟讀中國歷史，其實他們這種行為，歷史上叫「養寇自重」或「養敵於外」，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屢見不鮮。養寇自重通常是指一些鎮守邊關的戌邊大將，由於朝廷的軍餉不是那麼容易得到，如果一下子平定邊疆，盡殺犯邊外敵，朝廷覺得太平無事，朝廷就會少發軍餉。所以，這些戌邊大將對付外敵，一方面會收部份外敵支派作為自己的手下，讓他們自相殘殺，另一方面會打打停停，甚至刻意放生他們，讓他們不時擾亂邊疆，到時又可以向朝廷告急，為取更多糧餉，然後又殺一、兩個外族頭目，向上邀功。

明末的大將李成梁（一五二六年至一六一五年）是經典，他鎮守遼東，抵禦女真族的進攻。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爺爺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李成梁與塔克世本來關係良好，但在一次明軍攻城時戰死。努爾哈赤憑着塔克世餘下的十三套甲冑起家，他用了八年逐步統一建州鄰近部族。期間李成梁不但坐視努爾哈赤壯大，更支持努爾哈赤分化女真諸部，與女真打打停停。努爾哈赤起兵三十三年之後（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後金，並於一六一八年對宣讀《七大恨》討明檄文，並發兵全力進攻明朝，最後於一六四四年由其子皇太極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李成梁養寇自重，是明朝覆亡的其中一個關鍵。香港部份建制派也有這種養寇自重心態，把反對派愈養愈大、愈來愈激，想借此制約阿爺，最後演變成去年的暴力反修例風暴，一發不可收拾。阿爺當然看到香港的問題，現時出手的一個方向，是要逐步扭轉建制派各有盤算、一盤散沙的傾向。（盧永雄）

全文刊於《頭條日報》「巴士的點評」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