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沒有危機意識是最大的危機

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現在是內地農曆年的春運高峰，如何在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潮下控制疫情，是中國政府要面對重大挑戰。而二○○二年底開始的沙士防治經驗，絕對可以借鑑。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確診第一宗不知名的肺炎。佛山第一人民醫院向疾控中心報告病症，疾控中心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但是，由於這種新型肺炎並不屬於中國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三十五種傳染病，因此當地的疾控中心並沒有向國家上報。其後疫情擴散到河源、中山，然後在廣州市爆發。國家衛生應急體系建設指導專家王宏偉總結了當年沙士事件的經驗，認為當時「沒有危機意識就是最大的危機」。

今次疫情的爆發的時間點與當年的沙士很接近，都是在十一、十二月。回顧當年沙士爆發的經驗，春運是一個關鍵，中國的春運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去年的春運，全中國旅客來回發送量便達到二十九點八億人次，單是使用鐵路的，便達到四點一億人次，病毒可以透過大規模流動的人口迅速擴散。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交通四通八達的樞紐城市。專家估計當年的沙士病毒就是由廣東省流轉到山西，再進入北京，自從北京出現從山西流入的首例沙士感染個案之後，北京成為疫情的中轉站，向全國擴散。除了新疆和黑龍江之外，全國大部份的地區都未能倖免，而位處北京附近的華北區成為重災區。當年未能控制疫情在春運期間向中轉城市擴散，成為了疫情大爆發的根源。

沙士這個散播經驗，讓人類上了寶貴的一課。當年病發來源不清，傳播路徑不明，但有不少人輕信「可防可控」，沒有使用最高規格來防範戒備，鑄成大錯。

總括當年防治沙士的經驗，由於武漢市有最多人受到感染，第一要務是防止帶病毒者從武漢流散到各地。因此，政府如今採取措施減少進出武漢的人流，是減低病毒散播的最好方法。而重點的交通城市如北京，更要極度嚴格設防，以免成為疫情擴散的中轉站。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如何加強人流進出口的檢疫，特別是針對從武漢來港的飛機航班和火車檢疫，至關重要。

其次是醫護人員要有極高的戒備。目前被感染的十五名武漢醫護人員，主要來自腦外科，而不是傳染病科。有一名病人在腦外科做手術，當時並沒有肺炎的跡象，他在手術完成之後才病發，結果感染了照顧他的醫生和護士。在疫情快速擴散的情況下，整間醫院其實都要高度戒備，不能只把重點放在傳染病科。香港當年的例子也是一樣，雖然廣州來港的「超級播毒者」劉劍倫到廣華醫院就醫，但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反而較少，疫情並沒有在廣華大爆發，主要原因是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已做好高度戒備，很快地把劉劍倫送入負壓病房（即連通風系統也受到隔離、令病毒不易擴散的病房）。但另外一些受到感染的病人進入威院，由於院方防禦不足，疫情便在威院大爆發。

第三，透明度至關重要。二○○二年的沙士，由十一月發現初例到翌年五月在內地及香港大爆發，其間相隔了半年的時間。事後看，一定是有些地區有瞞報和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一場疫症，讓它有半年時間傳播，最終的大爆發不可避免。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只發生了一、兩個月，病毒已得到醫學確認，並通報全球，作出了高度防疫，是成功阻截危機的第一步。在疫情擴散的時候，透明度至關重要，不能夠考慮一個城市、一個省甚至一個國家可能因為防疫而帶來的經濟損失，阻慢了疫情的通報，最後令全國以至全世界深受其害。內地有意找了香港傳染病專家袁國勇出任衞計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加強透明度的動機顯而易見。

政府官僚決策有一個特色，有時並非隱瞞，只不過是因循。即過去的做法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遇上重大危機，例如戰爭的時候，也不懂得換腦、換思維。在這場抗疫戰爭當中，要跳出因循的思維，用打仗的心態去抗疫，才有機會成功。有危機意識，至關重要。（盧永雄）

全文刊於《頭條日報》「巴士的點評」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