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平亂要學漢景帝

因《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社會運動自六月開始以來，持續了近五個月。雖然修例已經撤回，但運動亦已變質，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街頭暴亂。雖然暴亂的時間拖長，參與人數顯著減少，亂局卻始終未能停止，暴力程度更有升級之勢，而且變得游擊化。在市民上班的日子，都有零星的街頭堵路和衝突，對本地經濟民生造成困擾。從剛公布的數字，可以見到第三季經濟明顯倒退。情況繼續下去，很多中小企業，特別是零售行頭，恐怕捱過聖誕節便要倒閉。

惠帝心慈手軟失江山

究竟如何能夠盡快止暴制亂，剎停亂局呢？有商界人士換腦思考，站在抗爭人士角度去想，政府採取甚麼行動，是他們最擔心的呢？或者從中可以找到一些止暴靈感。

該商界人士說，如果他是抗爭人士，有兩件事情是最不想見到的。第一是怕政府採取一致性的強硬圍堵打擊策略；第二是運動持續走下坡，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與運動「割席」。從敵人害怕的弱點出發，政府面對這個亂局已有很長時間，其實應該開始出清晰的止暴訊號，要激進示威者和支持他們的人士不再對運動有錯誤的幻想，認為會有喘息空間，期望有停停打打，不斷壯大自己的機會。

歷史上，類似內亂曾不止一次出現，不同的處理方法會有不同結果。商界人士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明朝惠帝時的「靖難之變」，另一個是漢朝漢景帝的「七王之亂」。

明初，惠帝朱允炆接替開國皇帝朱元璋之位，其叔父燕王朱棣不服，以「清君側」（指惠帝身邊提出削弱親王的齊泰和黃子澄）名義起兵，稱自己的舉動為「靖難」（平定禍亂）。

劉啟及時糾正策略錯誤

惠帝由於心慈手軟，議而不決，打打停停，任用不知兵的李景隆為統帥，最後被燕王搶走了皇位，明惠帝在混亂中下落不明，成為歷史懸案。

漢朝景帝的例子則是成功平亂。景帝是西漢皇帝，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分封兒孫成任諸侯王，由於地方諸侯日漸坐大，對中央政府造成威脅。漢景帝劉啟採納了御史大夫晁錯的削諸侯封地，結果引起實力非常強大的吳王劉濞不滿，又以「清君側」（這次指晁錯）的理由，聯同其他六國親王起兵作亂。初時，景帝也採取懷柔的策略，為了平息作反諸王的怒氣，殺了晁錯，但其後諸王叛亂更甚，大臣因為景帝殺重臣人人自危。

錯行軟弱路綫的景帝，最後認清諸王作亂其實是要奪權，於是策略大變，拉攏了忠於中央的諸侯梁王支持外，配合強硬打擊的做法，派太尉周亞夫、竇嬰等悍將鎮壓，約三個月時間便平定七國之亂。景帝初時雖然犯了錯誤，殺錯了晁錯，但能夠及時看清奪權的事實，分清敵我，快速改變戰略，以強硬手段應對，結果能夠平息叛亂。

在劉啟平亂過程中，一個重要戰略，是全力穩住梁王扼守要塞，把叛軍主力堵死，周亞夫則作出配合，繞到後面全力搗毀敵人的補給，實行釜底抽薪。梁王雖然因此被打得透不過氣，卻把對方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泥沼。

回看香港的情況，從種種迹象看，反對勢力根本無意要與特區政府講，而且步步進逼，要把資源和權力拿到手上。在這個情況下，特區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其實已經清楚不過。

看香港在回歸後的民生和經濟，不可以說沒有發展，只是反對力量不斷在輿論作出攻擊，在社會不同層面滲透，特區政府認為以和為貴，事事忍讓，結果令他們坐大。在過去的五個月，反對陣營不斷地破壞香港的秩序和民生，已令到社會出現大混亂。由於今次事發起源提出反修例，當事態不斷變質後，政府仍然是打打談談，應對的路綫不清晰。既沒有看清對手想全面奪權的戰略意圖，也沒有把抗爭者行事的不合理，對法治、經濟以至民生的危害和影響，直接有效的告知市民大眾。

梁王死守周亞夫包抄

漢景帝能及時從叛亂的危局中脫險，最重要是及時認清了七王不是可以議和的對手。在戰術上成功統合梁王和周亞夫兩條戰綫，先死守頂住對方攻勢，同時包抄徹底瓦解敵人的力量。現時警方總算把暴亂勢頭控制，政府要做就是統領各部門去協力圍堵，弱化他們的支援和補給，這應該是熟悉政務的現屆班子優而為之的工作。

吸取歷史的教訓，當面對敵人時，三心兩意，心慈手軟，結果只會害到自己。商界中人認為，要平亂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關鍵在於能否認清大局，及早出手，貫徹始終。否則應斷不斷，最後只會自受其亂。（特約作者：陳約翰）

全文刊於2019年11月4日《星島日報》「港情周記」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