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新特首須做好官民溝通

(星島日報報道)特區政府施政的一大絆腳石，莫過於缺乏一套完善的官民溝通機制。這點在第五波疫情表露無遺。坐在「門常開」的官員，明顯地跟草根群眾和市民感受絕緣。另一方面，政府抗疫的資訊，也無法有效由上而下傳出去，特首弄到要每天做記者會。回歸後政務官要為民意把脈，還是依賴港英留下來的十八區民政署（尤其是聯絡主任）去收風，民政署主要是揀選一些地區領袖做溝通工作。這些人士在區內有動員能力，政治上也有影響力，是政府施政的好夥伴，但是他們不可能完全代表社區內的所有意見，因此這溝通方法經常出現遺漏。現屆政府不但沒有就官民想法脫節提出改善方案，竟然更落實解散「互委會」。結果，政府整個任期也不斷背上「離地」的污名。
民眾俱樂部與老百姓對話

要改善問題，便須要建立官民雙向溝通的有效軟硬件。硬件方面，我們可以仿效新加坡的「民眾俱樂部」模式，把區內的社區會堂變成官民互動的基地。新加坡的「民眾俱樂部」除了舉辦大量街坊活動，也是一個官員跟各階層的老百姓接觸的場所。新加坡的部長同時是國會議員，他們會經常在選區內的「民眾俱樂部」和市民舉行不同形式的互動，藉此聯繫選民。新政府要投放大量資源落社區會堂，除了舉辦各樣興趣班和凝聚社區的活動，也要讓其發展為官民接觸的平台。問責團隊（特別是政治助理）可以定期在哪裏跟老百姓對話，面對面聆聽他們的意見和推銷政策，務求在地區裏建立民意網絡。

至於軟件，可以借鏡內地的「居民小組」模式。每個五百人左右的社區（等同一座樓），設一位或以上的區長，賦予他們官方資源，負責聯繫社區內的居民、收集民意和發放訊息。角色就似內地的「樓棟長」或「居民小組組長」。他們可以由民政署管轄，而現在公屋的「樓長」或私樓的「業委會成員」乃現成的人選。同時，官員也不能以市民私隱為理由阻礙他們跟市民接觸。有了這架構，日後要做全民強檢也毋須擔心執行不到了。

分區委員會可以是一個有效的官民溝通渠道。但是筆者當區議員時，發現民政署主要委任和他們「夾嘴形」的人士入內，以致其成員不夠代表性，淪為民政署的「啦啦隊」。因此政府要訂立透明的委任準則，確保參與的人真正掌握民意。成員除了區內具代表性的草根市民，也要包括一些能充當官民橋梁的人士，如區議員、地區領袖（如法團、互委會代表）、區內專業人士、商戶及公營機構代表等。另外，分區會要辦得成功，必須有機制讓官員恒常地參與，在此為醞釀的政策收集民意。

回歸後，任何具爭議性的政策，無論官員如何努力去進行諮詢，出爐後都會引來群眾和媒體的批評，政府施政也因而變得舉步維艱。下屆政府要施政暢順，除了要「以結果為目標」外，強化官民溝通機制也絕對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