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政治人物須和力和調解能力

一九六七年發生左派人士稱為「反英抗暴之戰」之後，學校對學生的教誨是：「讀書不談政治」。同級同學沒有政治人物，但聖保羅書院着重學習自由，不同級別出現了不同光譜的人才，有曾鈺成、程翔、劉兆佳、李永達、張超雄等。嶺南大學李彭廣教授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披露了麥理浩在一九七二年上任前花了十個月撰寫了一份「管治香港大綱」的絕密檔案。這份大綱最終成為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的藍圖，香港人的經濟民生權利也藉着麥理浩大大增加，但是政治權利還是揸得很緊。

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是第一位建議香港需要建立調停能力的人。二〇〇七年他委託了港大陳祖為教授研究如何改革香港的公共諮詢架構。林煥光在香港民主促進會午餐演講時（一一年七月一日）指出，香港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但是英治時期政策制定過程是由外籍公務員壟斷，加上本地公務員是在小圈子長大和習慣由小圈子決定公共政策，推出來的措施往往缺乏公眾支持和認受性。另一個更大的是政治問題：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是中國和英國之間的談判，香港並沒有參與。再加上從一九八五年起的漫長十二年的「中英聯絡小組」過渡安排也沒有香港人參與。根據前英國駐重慶總領事夏添恩（Tim Summers）在「中國的香港」一書中指出：在「一國兩制」這問題上，中央政府和香港從來都是「雞同鴨講」。一邊講：「主權」、「繁榮」、「穩定」。重點是要以「主權」為先。另一邊香港一般市民大眾和國際社會追隨的是：兩制之下的「高度自治」、 「自由」和「民主」。

自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積壓着的政經民生問題遲遲未解決，「佔中」和「修例風波」表達出來的不滿和反叛情緒，有如一群年輕裝修師傅，只拿着大錘到你家中裝修。一般估計暴力示威將會在疫情過去之後重現，香港政治發展經已到了危險地步。如果我們的政治領袖沒有其他新工具去處理這些「裝修工程」，香港最終會變成頹垣敗瓦 。

政治人物計畫下一步行動時必須從整體利益出發，而特首亦需要：一）向市民明示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分歧和共同利益；二）有膽在權力面前講出真相和；三）提出如何解決這個「雞同鴨講」的問題。現在距離二〇四七只有二十多年，我們應該可以公開討論二〇四七之後的政治安排，作為解決「香港第二次回歸」和「雞同鴨講」 的問題。這些研究討論可以由智庫牽頭，並邀請所有政治光譜的政團參加，但特區政府必須參與。最終的政策制定也是政府的責任。參與這些研究和討論的人員，必須具備親和力和調停能力，而且有能力越過政黨和政治信念界線。

中間派向來不被看好，永遠會被兩面夾攻和不被選民看中。但不要忘記很多歐洲政府都是由中間派政黨組成的（例如德國的基民聯和社民黨）。如果香港真是有機會參與二次回歸的前途討論，香港中間派的元老級人士或是年輕人都會變成香港急需的政治資產。

龍家麟(民主思路理事及聯席召集人《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