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化局20年未见影 艺文界盼疫后支援

由政府牵头推动文化政策的概念，早于二十年前已被提出，但时至今日，本港仍缺乏主理文化艺术的决策局，有业界指理解主事的民政事务局管理范畴众多，但在后疫情时代，冀有更聚焦的文化政策支援业界。追根溯源，设立文化局的计画于一二年胎死腹中，源于当年缺乏合适局长人选，加上业界担忧文化局变相监管而持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本港文化措施缺乏持续性，现在是合适时机梳理各部门工作，制定有远见的文化发展蓝图。记者 陈倩婷 林紫晴

文化委员会于○○年成立，外界视其为文化局雏形，盼有朝一日政府将交出全盘文化政策，惟距今逾二十年，与文化相关的政策局仍未见踪影，艺术发展工作继续交由民政事务局负责，但业界指民政局管理范畴广，未必能专于文化艺术界别。

决策局统筹流程 可便利业界

香港艺术中心总干事林淑仪直言，民政局需管理文化及体育之馀，图书馆及地区事务亦是其范围，自然亦较难聚焦在文化事务上。艺术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面临沉重打击，林淑仪称，若在后疫情时代有更具体的艺术政策支援，必然是好事。

另一个困境是，策划公共艺术展览或需与多个部门分别开会商讨，例如地政署、机电署、警方，甚至衞生部门等，程序及所花时间较多，林淑仪期望他日文化局成立，可由决策局统筹流程，便利业界之馀，亦令公众更容易享受艺术。

政府于一二年有意设立文化局，惟计画未获立法会通过而被搁置，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兼任副教授何庆基忆说，当年文化界声音两极，有人认为文化发展涉及政府多个部门，需由一个部门全面协调，另一边厢则担心文化发展过度集中于同一部门及机制，或会扼杀文化发展，「当年较多人赞成成立文化局，但条件是找个文化界信赖又熟悉本地文化发展的人，最后因找不到适当人选而放弃。」

决策局各有各做 工作零碎

创不同协作主席黄英琦指出，文化政策应渗透于不同层面，虽然现时文化政策分工散落于不同决策局，包括民政局、发展局、商经局等，但基本上是各有各做，而且工作零碎，「每个部门在不同的柜桶工作中，但这些柜桶无串连在一起。」

随着艺术文化发展科技化，她认为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政策局，以审视本港文化发展，梳理各部门的工作，「香港文化中西合璧，加上国家规划亦提到香港要发展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所以文化政策需要有策略、远见。」

前香港艺术发展局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管理专业应用教授郑新文认同，本港需要更具体的文化发展政策，但他认为可先制定蓝图，再下放权力予政策局或文化部门，过程亦需进行谘询，不须急于设立文化局。他举例指，英国每数年便会更新文化政策，列明未来十年的发展大方向及原则，为文化发展提供一份路綫图。

只投放资源 缺整体规划

反观本港，郑新文表示，过去二十年只有两份文化政策建议，包括○三年文化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报告、○六年表演艺术委员会建议报告，政府及后亦有采纳部分意见，例如于○七年改变原有的文化资助政策，将九大艺团一并以主要演艺团体的名义，改由民政事务局直接资助；另外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旗下场所，推行「场地夥伴计画」，让表演场地与艺团建立夥伴关系。

郑新文续说，近年政府均有推出各种支援计画，包括跃进资助、艺术行政人员培训、艺术发展配对资助等，「这些措施是好事，但并非文化政策，也看不到有持续性。」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马逢国曾任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直言过往有投放资源，但缺乏整体规划，「是否用得好？发挥到功用？」他认为新部门可担当推动者的角色，而非只负责审批拨款等行政工作。

业界恐政府借机收紧红綫

不过有不愿具名的资深剧团人持相反意见，「文化艺术界所需要的并不是行政方便，最重要是有创作自由的空间」，他直言这亦正是当年文化局胎死腹中的原因之一，业界担忧文化局将成监管角色，「艺术是很广阔的，文化界有监管机构相当可笑。」

该剧团人提到，近日有艺术团体被点名批评作品或违法，演出经典剧目《巴黎公社的日子》亦被斥为煽动，已令业界变得杯弓蛇影，「巴黎公社在北京亦能公演，是否有人自行将红綫愈推愈前？」他认为现行机制由艺术发展局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审批拨款，艺团取得资助后可继续创作，这种方式行之有效，未必须要改革，而当局在设新部门之前，亦应先向业界释除疑虑。

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范畴委员胡俊谦认同，现在的政治气氛极差，并不适合做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若设立文化局，只会令市民及业界联想港府是否通过设立新部门，架空原有制度，由文化局收紧红綫。

何庆基亦表示，本港虽拥有成立文化局的条件，亦有足够人才，但似乎欠缺容许多元、自由、尊重创意的客观条件，「现时政府对教育的干预那么大，文化局的影响力及操控力令文化界担心。」对于局长需具备的条件，他认为须有广阔包容的胸襟，尊重艺术不受政治或其他因素影响，以及容许艺术自由表达、交流的多元表述演绎。

《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