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养寇自重的灾难

香港发展到如今的局面，激进政治积重难返，与香港传统精英也有关系。从政府内的文官，到建制派的大党，再到商界，这些精英本来是体制的核心，掌握大量政治和社会资源。他们面对激进反对势力的崛兴，本来有很多机会全力抗击，但他们并无采取应有行动。归根究柢，源于两种心态。

第一、胆小怕事。在前特首董建华二〇〇五年脚痛落台时，有一名政府高官议论此事时说，原来中央换特首是看民望，但如果香港玩民望政治的话，整个政治生态会剧变。这名高官甚有远见，看透了民望政治的关键，就是只做人民喜欢的事情，甚至乾脆不做事。

过去十多年，泛民主派逐渐蜕变成反对派，由理性地监察政府，变成为反对而反对，再蜕变至激进反对派，使用街头暴力，同时瘫痪议会。政府内的文官面对此变局，有人以为和激进派玩玩利益交换就可以驾驭他们，更多人是害怕和他们辩驳对抗，以免成为打击对象，影响自己民望。

民调机构操控了对高官的评分准则，那些敢于出来与激进反对派打仗的官员，民望不高，那些龟缩一角、不哼一声的官员，民望反而较高。这些官员声望的民调，促成一种「为官避事」的方程式，不做事民望就高。习主席近年说的「为官避事平生耻」，就是针对这类官员。最近这一批离任局长，当中有一个出名不作为，他占据敏感职位，掌握大量资源，就连建制派私下也对他劣评如潮，最后阿爷也看不过眼，终至丢官收场。

　　第二、养寇自重。很多文官精英和建制大党都看着民望做人，觉得民望高便可以升官发财或者连选连任，商界精英的想法并非如此，他们不是靠民望搵食，虽然都希望威威水水，但不会把民望放在第一位。然而，他们却有一种买办（Comprador）的心态。

过去百多年，香港都是一个买办城市，英国人拿了香港之后，把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商业港，香港高级华人成为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特殊经纪人阶层。过百年的买办式经济活动，衍生了香港很特殊的文化。就算香港回归了，商界仍有这种心态，在中外夹缝中间，两头皆吃，自得其乐。

但随著中国愈来愈强大，除了国企、民企也来香港与本地商界竞争，本地商人隐隐然觉得，阿爷太强，他们会「无地容身」，所以他们希望香港的反对派可以顶住阿爷的势力，为他们争取更大空间，让他们可以继续独揽本地生意，继续赚大钱。

香港的商界不是太多人熟读中国历史，其实他们这种行为，历史上叫「养寇自重」或「养敌于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屡见不鲜。养寇自重通常是指一些镇守边关的戌边大将，由于朝廷的军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如果一下子平定边疆，尽杀犯边外敌，朝廷觉得太平无事，朝廷就会少发军饷。所以，这些戌边大将对付外敌，一方面会收部份外敌支派作为自己的手下，让他们自相残杀，另一方面会打打停停，甚至刻意放生他们，让他们不时扰乱边疆，到时又可以向朝廷告急，为取更多粮饷，然后又杀一、两个外族头目，向上邀功。

明末的大将李成梁（一五二六年至一六一五年）是经典，他镇守辽东，抵御女真族的进攻。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李成梁与塔克世本来关系良好，但在一次明军攻城时战死。努尔哈赤凭着塔克世馀下的十三套甲胄起家，他用了八年逐步统一建州邻近部族。期间李成梁不但坐视努尔哈赤壮大，更支持努尔哈赤分化女真诸部，与女真打打停停。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三年之后（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并于一六一八年对宣读《七大恨》讨明檄文，并发兵全力进攻明朝，最后于一六四四年由其子皇太极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李成梁养寇自重，是明朝覆亡的其中一个关键。香港部份建制派也有这种养寇自重心态，把反对派愈养愈大、愈来愈激，想借此制约阿爷，最后演变成去年的暴力反修例风暴，一发不可收拾。阿爷当然看到香港的问题，现时出手的一个方向，是要逐步扭转建制派各有盘算、一盘散沙的倾向。（卢永雄）

全文刊于《头条日报》「巴士的点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