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政治考虑污染防疫决策

特区政府研究设立禁酒令，禁酒吧和食肆卖酒，希望藉此减低这些消费场所的人流。饮食业大为反对，建议用自律方式，停止营业十四天，以换取不实施禁酒令。政府这措施罕见地遭几个行政会议成员反对，除了属于饮食界的张宇人外，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形容这是全世界也没有的创举，并质疑其成效。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则指措施「到皮不到肉」，不如直接禁止食肆和酒吧经营。

本港输入新冠肺炎案例大增，政府担心疫情爆发，想实施更多减少社群聚集措施，但在重重政治考虑下，令政府的选择相当有限。第一、不引用紧急条例，难以禁止食肆酒吧营业。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体，政府经常挂在口边说不干预市场。政府选择以禁卖酒方式去限制食肆和酒吧的人流，主要原因是香港已存在限制含酒精类饮品的法例，改动比较容易。其实，在疫情扩散下要暂时全面禁止酒吧和食肆营运，正常做法是引入《紧急法》，只需特首及行会同意，便可以制定法律，命令酒吧食肆停止营业。

从饮食业界说自愿停业十四天以换取不实施禁酒令，就知道停业十四天，可能反而是一个各方勉强可以接受的方案。新冠病毒一般潜伏期为十四天，如果全港公众场所停摆十四天，虽然对相关行业生意有较大打击，但长痛不如短痛，停业十四天遏止疫症传播，市面便可以回复正常，有个比较清晰的时限。反而禁酒令，首先要修法例，要拖延一段时间，拖来拖去，业界更痛苦。

政府做法，舍难取易。去年反修例，政府引用《紧急法》制定《反蒙面法》，其后被反对派挑战，申请司法覆核，高院竟然判定特首引用《紧急法》违宪，认为政府制定紧急法例要经立法会审议。事实上，高院这判决等如废除政府的紧急权力，《紧急法》是赋予行政当局紧急时先行制定法律，若规定紧急执行的法律也要经立法会通过，又何来紧急呢？

既有高院判决在前，特首再引《紧急法》去停止酒吧食肆的运作，很容易被批评不尊重法治，甚至再被司法覆核挑战。结果搞到疫情继续扩散，紧急叫停食肆酒吧运作的法例却未能执行。所以，即使世界各地引用《紧急法》去抗疫，但特区政府却不愿这样做。

讽刺的是，去年大力反对政府引用《紧急法》的大律师公会，因疫情影响到政府，法庭停摆，影响到大律师生意，公会主席戴启思竟跳出来倡议政府引用《紧急法》，改变法庭审讯方式，准许法庭遥控视像聆讯，让大律师继续代客打官司。去年，香港治安受严重破坏，大律师公会反对用《紧急法》制定《反蒙面法》，但当自己饭碗受影响，便不理那些经常挂在口边的人权和自由原则，要求政府制定紧急法，其双重标准已去到令人震惊的地步。

第二，难作全面检测。部份国家，如南韩和新加坡，虽然没有实施社会停摆的方式去抗疫，但抗疫做得不错，其中原因是她们做大范围的检测。南韩做了三十万个检测，以人均计全球最多。香港检测范围比较狭窄，在传染病学家连番催逼下，政府最近才扩展到所有由欧美回港的人士进行核酸检测。其实，政府应该对所有从海外来港者，都要进行核酸检测，深圳本周二起对所有入境者做检测。政府做检测这样「窒手」，主要是香港做检测的能力有限，未能满足全面检测要求。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本来相当简单。只要将香港应付不来的检测，把样本发给内地商业检测机构，让他们做就可以，甚而不用劳烦中央政府。但可以预计，若政府强制港人做检测，又把样本搬到内地，又会有人质疑港府把港人隐私泄漏予内地。政府想起也觉得烦，惟有不做。

政治事件上，一些无休止争论，不容易看出对错，可以争论不休。但抗疫是非常科学化的事情，要行动迅速，受政治考虑污染的决策过程，显得缚手缚脚，受苦的是一般市民。在政治干扰下，政府无可避免要用比较拖泥带水的方法去控疫，本来可以做到十足，现时只能做七成。至于是否会爆煲，就要看香港人的运数了。（卢永雄）

全文刊于《头条日报》「巴士的点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