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的点评｜从爱国出发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也是《大公报》创刊一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发来贺信，充份肯定《大公报》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新时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习主席致《大公报》的祝贺信里面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内地相当重视习主席这封贺信，当天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以头条报道。

细读习主席的贺信，不但有祝贺《大公报》之意，也有勉励香港之心。期望香港社会稳定，希望香港人心回归，很明显是主席对香港的祝愿。

香港媒体过去总是多谈自由，少谈报国。

但香港大谈新闻自由，也是自八十年代开始。回归前的香港殖民地时代，由一八四二年开始，经历了一百三十八年，港英政府从不强调香港的新闻自由。直至一九七九年，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和行政局议员邓莲如、利国伟访问北京，拜会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得悉中国坚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麦理浩回港之后就大力搞作，为英国人撤退做准备。马上在一九八○年开始为香港引入地方选举，推出《地方行政白皮书》。官媒《香港电台》亦开始推动新闻自由，制作类似英国海德公园的《城市论坛》节目。严格而言，港英政府推动香港的新闻自由，是由香港回归前十七年才开始。在此前的一百三十八年，香港根本谈不上有甚么新闻自由。

如今讲新闻自由，好像和爱国主义对立起来，新闻从业员讲爱国就好像是一种原罪。不过，媒体既要自由也要爱国，其实中外皆然。

西方世界言论自由和爱国主义并重。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美国媒体无一拍摄事件死难者的尸体。美国与别国开战，随军记者亦都受美国军部指示，不会报道美军被杀的场景。

中国媒体也有爱国传统，特别是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岁月。回顾《大公报》的历史，就是一份爱国报纸的历史。《大公报》生于晚清年代，于一九○二年的天津法租界创刊，创办人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文人办报，充满以身报国的色彩。

到抗战时期，《大公报》以「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的气慨，号召国人同仇敌忾，抵御日寇侵略，并不惜六迁馆址，决不在日寇的铁蹄下出版一天。一九三八年八月《大公报》迁馆香港，一九四一年因香港沦陷而迁馆桂林。战后于一九四八年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此后扎根香港，《大公报》始终都是一份爱国报纸。

至于香港媒体，自港英政府在一九八○年代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逐渐变成单向强调新闻自由，客观上鼓动了香港的媒体同中央对抗。回归前已有之，回归之后尤烈。最后众多媒体全面发动群众上街非法示威，演变成二○一九年的黑暴事件。

在二○一四年的占中事件之后，中央已注意到香港的歪变。习主席在二○一七年七月一日访港的时候，便提出香港不可以做三件事：第一是不可以做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事情；第二，不可以做挑战中央权力、香港特区政府和《基本法》权威；第三是不可以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等活动。中央直言这是不能够触碰的底线。

习主席在祝贺信中，希望《大公报》(以至香港的媒体)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心回归。可以总结为「爱国」两个字。

我认为言论自由和爱国主义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香港应该反思如何调和这两种要求，特别是在国际剧变的大环境，中美对抗已经变为大趋势时，如果香港媒体站在亲西方的立场，与中国对抗，甚至想中央政府倒台，希望红旗变色，结果一定极之灾难性。

卢永雄

原文刊于《巴士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