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种人】社会病了

亲人因为工作得参加一个专业考试，考试在伦敦举行。由于已为考试苦读多时，她在诸多「防疫措施」下还是起行了。考试后，香港政府把英国列入高风险国家，她无法直接回港，而须到中或低风险国逗留二十一日，再回港在酒店隔离二十一日，然后家居隔离七天，合共四十九天，才重获自由。

　　一年半之间，香港人要回家变得非常困难。明明健康（检测多次也是阴性），明明没犯错，但为了回家，却要「坐监」四十九天。年半之间，一个人接受或不接受治疗，再不是他能自主，有多少人被迫检测？有多少人为生计而打针？年半之间，打疫苗的主因不是防疫，不是为了保护身体，而是「想社会回复正常」、「雇主要我打」、「想外游」、「要回家」。年半之间，政府防疫措施长久凌驾于人的自由和自主之上，香港多月来只有零星输入个案，但未见政府有放宽之态，在这个社会，彷佛一个人对身体的自主权不再重要，人的人身自由不再得到重视。

　　年半之间，在口罩令之下，人也失去了呼吸空气的自由。年半之间，我们失去了多少？

王思慧

 

 

原文刊于《头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