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 - 应对虚假资讯：事实查证的专业化和影响力｜博文通识

虚假资讯在过去数年间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香港，特区政府也对立法管制假新闻进行研究。但在世界各地，社会自身也会出现应对虚假资讯的方法和行动，事实查证（fact-checking）的冒起是其中之一。

事实查证原是新闻传媒的基本工作之一，媒体在进行报道时，本来就需要先查证事实的真伪。但在过去10年左右，世界各地均出现了专门从事事实查证的组织或机构，这些机构可能是专业新闻机构的分支，也可能是由新闻工作者、学者，或社会人士组成的独立组织。于是，今天人们提到事实查证时，指向的往往是一项独立于新闻报道以外的实践。

全球趋势 兴起有因

这个发展的背后有两大因素︰首先，在不少国家或地区，政客肆无忌惮地说谎或扭曲事实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对政客的说话进行事实查证变得愈来愈重要。例如在美国，不少专门从事事实查证的组织，就主力处理政治人物的言论；其次，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各种各样的讯息不用经过专业媒体过滤便能广泛流通，虚假资讯更容易出现，其传播亦更快更广。

表面看来，事实查证不是很复杂的概念，当一则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时，从事事实查证工作，一般情况之下，不外乎就是透过搜寻讯息来源以证实消息的真伪。但真正实践起来，事实查证工作需要面对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不是每一段讯息都是可以被查证的，有些谣言其实难以被证实或否证；又例如事实查证者要在面对海量讯息时决定查证甚么，如何公平和合理地去设定事实查证的「议程」，也是一个基本问题。

所以，事实查证是一种专业工作。在全球的范围内，事实查证在过去几年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其中一个专业化的指标，就是国际认可的专业网络和守则的出现。美国的非牟利研究机构Poynter Institute在2015年建立了国际事实查证网络，同时推出一套专业守则，强调事实查核机构的资金来源和组织架构的透明度、事实查核方法的透明度、不偏不倚的重要性等。Poynter Institute让世界各地的事实查核组织申请成为专业守则的签署者，到目前为止，守则共有167个签署者（虽然部分签署者在逾期后仍未更新其签署者的身分）。

资讯查核 尚未普及

在香港，事实查核在过去数年间也有专业化的发展。在2017年之前，香港大概只有脸书专页「求验传媒」专注进行事实查核，但「求验传媒」只由几位志同道合者组成，资源不多，能查核的讯息也很有限。2017年开始，国际新闻通讯社法新社的事实查核部门AFP Fact checking设立了专门查核在香港流传的各种虚假资讯的队伍。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则先后出现了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的Annie Lab、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浸大事实查核，以及由一批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组成的事实查核实验室。这3个组织以及AFP Fact checking都是国际事实查核网络守则的签署者。换句话说，更具备资源、公信力，以及专业背景的事实查核组织的出现，在香港只是过去3至4年左右的事情。

大概也是因为专业事实查核在香港的历史不长，香港市民对事实查核的认知不深，所以到目前为止，市民亦不一定认为事实查核组织的工作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今年3月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其中就问到被访者如何看虚假资讯以及事实查核组织所提供的资讯的影响力。结果，在1015位被访者中，15.7%认为在媒体上流传的虚假资讯对他们个人有颇大或非常大的影响，39.5%认为虚假资讯对一般香港市民有颇大或非常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只有13.4%的被访者认为事实查核组织提供的资讯对自己有颇大或非常大的影响，18.1%认为事实查核组织提供的资讯对一般市民有颇大或非常大的影响。换句话说，至少在市民眼中，事实查核组织提供的资讯的影响力，仍然及不上虚假资讯的影响力。

判断能力 逐步提高

不过，我们不应因此而抹煞事实查核组织的工作。虚假资讯问题及社会的应对方式有其发展轨迹。随着市民面对虚假资讯的经验增加，以及事实查核组织的持续运作，再加上关于媒体素养的教育工作，人们应对虚假资讯的意识，以至社会通过自身的和由下而上建立的机制去处理虚假资讯问题的能力，均会逐步提高。让社会自身发展出应对虚假资讯的韧性，是处理虚假资讯问题的更根本方法。

文：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峯

本栏欢迎院校学者投稿，分享个人学术见解及研究成果，1400字为限，查询及投稿请电邮︰[email protected]。

文章刊于《星岛日报》2023年4月28日教育版专栏「大学之道」。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彩内容：https://bit.ly/3yLrg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