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被忽略的基层平台工作者

「零工经济」近年在本港发展迅速，愈来愈多人透过数码平台接收定单，从事按次计酬的食物派送、货物速递及运输等工作。平台工作者常被视为「自雇」人士，但平台公司经常透过演算法及各种手法掌握工作主导权，平台工作者对于工时、工序及工作方式的控制权有限，导致雇佣关系模糊不清，权益问题常有争拗，甚至要对簿公堂。据报，劳资审裁处近期就某物流平台公司个案作出判决，裁定6名入禀的平台司机与公司存在雇佣关系，要求雇主支付欠薪、假期工资和代通知金等。虽然有法庭作最后把关，但面对「零工经济」的新型经济模式下，现有劳工法例保障确实未必能全面覆盖，尤其是基层平台工作者。

平台工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类，包括提供专业服务的工种，例如设计创作及顾问等；以及较低技术工种，例如平台送餐员、送货员及中介照顾员等。前者有更强议价能力来保障自身权益，而后者往往因自身条件而较难转行，对平台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也更容易受到平台剥削。香港中文大学去年发布的基层平台工作情况的研究显示，近5成受访平台送餐员同意自己与平台存在雇佣关系、四成半受访者不同意平台为他们提供足够保障，甚至有超过四分一受访者指曾在工作期间受伤。
各国有法例保障平台工作者

基层平台工作者处于弱势难与资本雄厚的平台公司讨价还价，从一开始双方就处于不对等的关系，平台甚至有财力及法律团队避开雇主责任，若政府不主动修例规管，靠工作者自身恐难以维护权益。

环顾海外各国，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法例已陆续出台或草拟当中，例如西班牙有《骑手法》，要求送货数码平台须将其骑手聘为雇员，并管制平台须披露演算法对工作者的影响；近月欧盟理事会亦提出草案保障平台工作者，当中列出7项准则，只要企业符合其中3项就应被视为雇主，准则包括透过数码手段监督工人表现、制定关于外貌或行为规定、具限制他们选择工作时间的能力等，试图清晰厘定雇员及自雇的界綫；而邻近的新加坡，去年也接纳当地平台员工谘询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包括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赔偿权益、平台公司须为工作者的公积金缴款、有权成立代表平台工作者的3方工作小组等，这些措施将有望落实。

目前香港对平台工作者在法律层面的保障相当有限，若非「假自雇」似乎近乎无计可施，对平台运作也缺乏监管。可幸的是，劳福局局长孙玉菡去年曾表示，任内拟针对「数码平台工作者」订立针对性指引或法例，说明政府已察悉问题并在研究当中。笔者期望政府能够早日交出处理方案，为基层平台工作者增添保障，让所有劳动者都能够获取合理权益。
林振升
劳联主席
立法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