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林荫下教育：新界和离岛学校的故事

昔日乡村学校遍布新界和离岛，为农村和渔村的学童提供基础教育。随着城巿发展和时代变迁，村校由战后高峰期的八百多所，到如今仅馀不足二十所，并以不同的转变，配合办学和教育的需要。 

力瀛书斋（又称力瀛书院）是香港地区已知最早的书院，由锦田邓氏祖先邓符（字符协）于一一○六年至一一一○年间建立。早期的书院、书室、书塾等多以名士学者为中心，从一些祀贤祠演变而成，既是读书的地方，亦兼具祭祀先贤的功能，主要是帮助学子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尽管新界地区在一八九八年纳入港英政府管治，但因港英政府早期对新界采取不干预态度，新界传统书塾的教育模式和功能最初并没有太大变化。其后，当清政府于一九○五年废除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培养备考科举人才的新界传统书塾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幸而新界的教育事业并未止步，书塾在传统的「四书五经」课程中，加入珠算、尺牍等应用科目，以满足当时社会需要及帮助乡村子弟学习谋生技能。一九二○年代初，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推行「壬戌学制」，随后更规定小学需要教授十二个科目，内地学制变化因而促成了新界书塾的转型。一九二六年，大埔官立汉文师范学校成立，为新界学校培训老师。接受新式师范教育的老师逐渐取代旧有塾师，而书塾也从名字、教学模式等多方面转型成今天的「学校」。

二战后乡村学校发展迅速

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接踵而至，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乡村学校发展迅速。到了一九八○年代，香港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加上部分新界村民移居，适龄学童人口不断减少，影响生源。此外，一九八○年代新市镇发展，设有二十四所教室的标准校舍陆续建成，令乡村学校日渐式微，可幸仍有不少成功变革，继续在新界各区作育英才。

早期新界学校主要承袭书塾传统，大部分校舍借用祠堂地方或兼作祠堂之用，小部分则由村民集资兴建。随着时代变化，新界分别发展出由传统氏族、宗教团体、同乡会、业务社团、个人或民间组织兴办的各类学校。

香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转站，享有水运之利，吸引中原氏族南来定居，例如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等。宗族兴办的乡村学校获本族大力支持，除拨出田地兴建校舍外，更提供不少设施。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后，西方传教士纷纷到新界各区，开展传道及教育工作。至于在新界和离岛办学的本地团体，则有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新界乡议局前身）、香港东莞同乡总会、长洲渔业联合会等，照顾不同背景学童的需要。

众多历史悠久的新界和离岛学校参与及推动区内教育发展。在保存本地传统文化方面，不少由氏族、乡村和同乡会开办的学校，将教育与乡村节庆互相结合，让学生通过活动了解和感受传统习俗及其历史意义。

教育与乡村节庆互相结合

一些学校会将节庆日子订为学校假期，让学生参与庆祝活动。上水金钱村何东学校将每年大王福德宝诞正日（农历正月二十日）订为假期，让师生能够参与村内全年最热闹隆重的节日。部分学校更借出校舍作为庆典场地，好像长洲国民学校于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借出校园举办敬老及新春灯酌，联谊岛上街坊与乡众。

此外，不少由氏族开办的学校更鼓励学生参加本族的祭典，让子弟不忘祖训，学习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元朗新田敦裕学校由文氏所创立，因此每年的文氏青山省墓都是该校的重要活动。而廖氏祭祖亦是上水凤溪小学毕业生的共同回忆，即使毕业了半个世纪，校友对廖氏秋祭的省墓歌，依然印象深刻。

（注：本文由《香港志．教育卷》专家小组组长、香港教育大学李子建教授、郑保瑛博士及邓颖瑜女士合著。因出版格式所限，参考资料从略。文中内容纯属笔者个人意见与观点，并不代表香港教育大学及其立场。）
郑保瑛博士、邓颖瑜女士、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教育故事」丛书系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