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与自然灾害共存

笔者教学和科研涉及的领域很多都和自然灾害有关，而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修读博士学位时，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地震学。因为大学位处活动断层之上，每年都要做地震演习。有一次在上课中途发生地震，全班同学竟没有一个按指引躲到枱底，反而一窝蜂地跑到大楼内的地震站，围着地震仪观察指针跳动的情况。回想起来，这实在离遵守规则有段距离。

回到香港大学工作那年就发生了西环观龙楼塌挡土墙，以及翌年在柴湾和深湾的两宗大面积山泥倾泻事故。之后，政府土力工程处开展了一项用地球物理学方法去勘探斜坡稳定性的可行性研究，利用地震波、电阻率、探地雷达和电磁法等技术去检视斜坡的状态，笔者亦有参与这项研究的规划工作。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更大大深化了工程界对地球物理学勘探技术的认知和应用。
地貌变化可瞬间完成

一九九九年台湾集集大地震发生后数天，笔者已身处震区观察地震造成的地貌变化。这个地震诱发了数万处山泥倾泻，其中在九份二山一座近五百米宽的山坡滑行超过了一公里，山体高度也降低了近四百米。在近台中的大甲溪，地体沿着横跨溪流的断层迅速提升，在四十秒之内造成了一幅五米高的瀑布。由此可见大地地貌的变化，不一定如教科书所述是个经年累月的缓慢过程，而可以是瞬间地质运动的结果。

二○○四年发生在印度洋的南亚海啸，导致二十八万多人丧失生命。事后，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首席召集人李焯芬教授和笔者参加了中国地震局召开的特别会议，商讨在南中国海建立一套类似太平洋海啸警报系统的预警机制，避免惨剧重现。其中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课题，是要检视历史上发生在华南地区的海啸事故。笔者和一位研究生从最原始的文献中追溯历史记载的海啸事件，并在《同安县志》发现一九一八年一次海潮现象的记载：「正月初三日，地大震，海潮退而复涨，渔船多遭没……」这段记载印证了海啸来临前的大潮退现象，也是海啸来袭前的重要先兆。

二○○八年笔者和几位法国地质专家合作研究四川龙门山的地壳结构，研究刚结束，仪器也运回法国，就发生了汶川八级大地震，而且震央刚巧落在我们研究范围的中心区。之后我们立即重启野外调查工作，研究该次地震对地形和重力场造成的变化。据笔者所知，地震专家们其实在地震前曾评估过龙门山地区的地震风险，当时的结论是这地区会发生大地震的机率不大，岂料不到数月便发生了这次在中国自唐山大地震以来伤亡最多的地震，由此可见预测地震难度之高。
生物大灭绝不止一次

跟笔者科研范畴有关的最大灾难，是六千六百万年前中生代末期的恐龙灭绝事故。笔者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Walter Alvarez教授及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父亲Luis Alvarez教授，根据他们在意大利山区岩石中特殊元素含量的研究结果，提出了陨石撞击地球导致生物灭绝的理论。当时笔者的研究论文，是利用古地磁的方法去对比意大利多处岩石剖面的年龄和沉积环境。该次陨石撞击，引发了在撞击点的超大海啸、全球性地震、大规模的山火和酸雨现象，更让地球经历了近六个月不见天日的寒冬，及随后数十年的温室效应，最后导致食物链完全断裂和生物大规模灭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科学界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但这次并不是地球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在二亿五千二百万年前古生代末期的另一次灾难，曾导致全球八成生物集体灭绝。当时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派遣笔者和另一位研究员，到南京市郊该生物灭绝界綫的标准剖面去采集岩石样本，尝试在样本中寻找陨石撞击的证据。

以上的经历让笔者深深的体会到地震、海啸、山泥倾泻、陨石撞击等自然灾害，既难预测，也不能驾驭。我们可以做的只有加深对各种灾害成因和风险的认知，为突如其来的骤变作好准备，减少伤亡。
陈龙生教授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校长
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委员
《香港志》—《自然环境卷》及《自然资源与生态卷》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