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改革开放根本 转换mindset

笔者同国家改革开放发生「渊源」，是我从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到香港大学母校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后，并于一九七九年获委任为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时开始与内地开展互动交流为始点。

在亚洲研究中心工作时，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和使命，是担当一个桥梁，推动国际以及区域的研究和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刚举行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中国研究是学者的热门课题之一。由于当时研究资料有限，我们要循不同途径，例如《人民日报》等的报道，去推敲内地的社会发展动态。笔者记得，当时也有一些外国学者带着电视机，走去沙头角边境接收内地的电视讯号，即使只收到仅有的几个影像，大家都如获至宝。
八十年代 内地学者来港交流

改革开放期间，香港商人除了向内地注入资金、管理、技术的支援外，也提供制度的转移，包括土地的使用和分配、资本市场的制度运作与规范，让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社会，逐步逐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当中，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深圳的高速发展，与香港的渊源也是最深。

然而，光靠制度与管理的改变，显然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我觉得，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当事人的心态(mindset)；笔者供职的港大亚洲研究中心，于一九八○年代便举办了很多国际会议、设定国际交流计画，并邀请内地的专家学者到香港出席及访问，由于这些学者当时出国交流不方便，香港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平台，让中外学者进行互动交流，加深双方的了解及认识，对当时内地人改变固有的mindset，筑建了一个基础和起点。
周六上深圳给省长市长上课

除了组织内地学者访问交流团和举办国际会议，我们一班来自各界别的专业人士，在一九八○年代也到深圳组织了很多系统性的培训班。当时，我们还年轻，抱着满腔热血，每周六从香港坐一小时火车到深圳，星期日晚上回香港，用深圳的中学校舍为全国各地省长、市长及县长上课，讲解一些西方的观念，例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律等，使他们的「脑袋开放」，他们不一定对西方的思想「照单全收」，但至少要令他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及管理模式存在，可供参考。

我还记得，一九八○年第一次去广州中山大学讲课时，当时的接待单位认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比较偏向西方，故以咖啡，而非中国茶招待我们。有趣的是，当时人用碗去盛咖啡，就好比用碗盛载豆浆一样，大概那时他们还没有西方的咖啡杯碟吧，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咖啡是如何冲出来的。另一个让笔者今日还历历在目的，是入到洗手间，见到一些「一次性」使用的肥皂，十多个肥皂堆叠一起。可能因为当时物质资源太匮乏，清洁工友见到未彻底用尽，也放回原位，舍不得浪费弃掉。今天，国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回想起来，仍深刻感受到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热情，以及国家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毅力。
陈坤耀教授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董事局主席
《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