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院：「夥同犯罪原则」不适用暴动非法集结罪

(星岛日报报道)年初二旺角暴动罪成判囚七年的被告卢建民以及前年「七二八暴动」罪脱夫妇中的汤伟雄两案早前终极上诉至终审法院，争议暴动及非法集结罪中「夥同犯罪」原则是否适用，涵盖「哨兵」及「家长车」司机等，结果将左右日后两罪定罪门槛，影响数以百计示威者案件裁决。终审法院昨公布判决，裁定检控毋须证明暴动群众为「夥同目的」而聚集，暴动和非法集结罪中并不适用「夥同犯罪」原则，单纯身处现场并不招致任何刑事责任，惟如身处现场透过说话、标记或行动提供鼓励，则可因「参与」或协助及教唆暴动而被定罪。终审庭强调，如鼓励或促进暴动或非法集结，无论是否在场，均可按从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判处相等于主犯的刑罚。另驳回卢建民定罪上诉。

律政司回应：「律政司认为终审法院的裁决有助厘清相关法例条文和法律观点。包括在判词第十四段指出非法集结或暴动罪条文中『参与』的意思广阔；在判词第六十七段中指出，由于基本形式的『夥同犯罪计画』的理念已经反映在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中『参与』这个元素，为免控方在举证时造成不必要的重叠，或陪审团在应用时造成混淆，因此毋须应用『夥同犯罪计画」的原则于该等罪行；以及在判词第六十九段及七十段指出，为参与者提供支援的人，不论是否身处现场，均可以按『从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惩处。」

终院判词指出，被告有否透过鼓励而构成「参与」，须考虑整体环境及程度，虽然单纯在场并不构成鼓励，不招致任何刑事责任，惟如身处现场透过「说话、标记或行动提供鼓励、提供协助、教唆他人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均算是「参与」或协助及教唆暴动，即属鼓励，可视为从犯而被定罪。终院强调，不应预期犯案集结群众具固定成员，于单一地方静止不动，群众会因应警方行动或追求其他目标而分成不同群组四处流窜，时而行使暴力，遂法庭在判断被告是否在场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时，有必要界定集结时间及范围，须考虑集结流动性及参与者之间通讯，观点不宜过分僵固。

法庭须考虑整体证据，包括受影响范围及时间、参与者之间行为及通讯，去衡量被告角色属主犯或从犯。而只要有三人或以上积极参与，便已能维持暴动或非法集结，毋须包含原初集结者；而即使参与者不再行使暴力，如继续集结在场仍然属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法庭可根据证据包括拘捕时间地点、被告身上的头盔护甲、护目镜、防毒面具、无线电、索带、雷射笔或武器汽油弹，去推论被告是否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

终审庭解释何谓「夥同犯罪」的基本及延伸形式，基本形式即众犯人同意并执行一个犯罪计画，所有犯人刑责等同，均为主犯。判词中举例指，如二人一同计画杀人，无论谁人刺下致命一刀均刑责相等，均为主犯；如另一人仅只从旁鼓励协助，则其提供支援及教唆，应视为从犯；如能举证证明二人犯罪协议，则可视二人为串谋。然而，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则有所不同，如二人执行犯罪计画，一同入屋爆窃，其中一人结果杀了人，犯下了更严重罪行，若二人能预见爆窃期间可能会出现杀人事件，则二人同样须承担杀人罪责。而「夥同犯罪」与「从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包括串谋、企图及煽动均并行不悖，犯人判刑可等同主犯。

 判词续指，基本形式「夥同犯罪」因与条文并不兼容，故不适用于暴动或非法集结罪，不可赖以将不在场人士定罪，被告必须在场参与暴动或非法集结方可视为主犯。惟如任何不在场人士推动或鼓励暴动或非法集结，可循从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视之为教唆、串谋或煽动犯罪，刑责等同主犯。如当协议共同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并预见实行计画会干犯更严重罪行时，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计画」或可适用，致参与者需负上更严重罪行法律责任。

终院又举例指，如群众同意参与暴动，意在破坏公共财产，阻塞交通，同时知悉有人带备致命武器或汽油弹，当群众继续暴动结果造成严重伤亡，即可应用延伸形式的「夥同犯罪计画」。判词补充条文中「破坏社会安宁」行为可包括报复挑衅情况，并扩展至对他人或财产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案件编号：终审刑事 六、七——二〇二一。